对话郭震洲：互联网金融泡沫远未到来

　　生存因素让我选择进入金融圈

 

　　施凯欣：看过您的个人介绍，我发觉在大学期间您一直在物理学专业方向学习，虽然在金融界理工科教育背景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多，那您当时是如何考虑选择去金融机构工作呢？

 

　　郭震洲：这个就要从当时我的个人教育经历说起，我在国内中科大期间就一直在物理专业学习，包括后来到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也是，可以说大部分学习经历都和物理学打交道。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80年代开始物理学等一批基础性学科的社会供需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我所攻读物理学专业在美国变得饱和。不过到了90年代初，确切地说应该是93、94年开始，量化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很多金融机构希望用数学模型定价风险，从而解决金融相关的问题，金融工程的作用越发明显.

 

　　我一直在理工科专业学习，对数学、逻辑思维方面一直有好的基础，我觉得从事金融工作还是很适合我的。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我在94年回国探亲，当时我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感觉到未来从事经济方面的事务一定大有作为，这更加激发了我未来转向商科的动力。和很多物理学博士毕业后马上从事金融工作不一样，我并没有选择直接进入华尔街，而是选择去读MBA。在申请的过程中，被康奈尔、耶鲁、弗吉尼亚大学录取，最后选择了康奈尔大学，因为它是12个月的短期教育。我后来才发觉物理学的学生学习商科是很有优势的，我在康奈尔期间经常用物理学的思维去思考商学知识，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兴致勃勃地认为美好的未来就在面前时，现实并没有我相信的那么简单，康奈尔大学毕业后我快接近30岁，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没有任何一家大型机构愿意聘用我，最后我另辟蹊径去了康奈尔工程学院投简历，拿到了First USA的offer，年薪是5万美元，美国的名牌大学MBA毕业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去投行、咨询公司工作，类似我这样第一份工作去信用卡公司的并不多，惭愧的是薪水方面还拖了康奈尔大学的后腿，当时康奈尔大学MBA毕业生的平均薪酬是7万美元。不过好在也就是这段经历最终让我顺利地进入了金融圈，此后我的工作就一直与金融打起了交道。

 

　　“台湾双卡风暴”

 

　　施凯欣：看似为了生存进入了金融圈，但还是会觉得您去的第一家公司（First USA信用卡公司）的经历为后来在消费金融领域风险管理的业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特别好奇您自己介绍当中说的“台湾双卡风暴”的事件，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下这个过程吗？

 

　　郭震洲：说到双卡风暴，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05年夏天我到了香港，担任AIG亚太区消费金融首席风险官，负责四个国家和地区八个子公司的风险管理工作。当时的台湾市场，大概有50几家金融机构在推销信用卡和现金卡, 发卡量急速扩张，这就导致市面上双卡满天飞，其中年轻人这一客户群体的信用风险不断上升，但是逾期率并没有上升。05年秋天，AIG开始做代偿业务的规划仍然十分激进，公司从花旗拿过来的信用卡客户的额度已经使用了90%，当时我们的贷款不良率不超过4%.AIG信用卡公司进入台湾第一年就能盈利，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代偿客户，这些客户一进入AIG的代偿系统中就带来息费收入。

 

　　好景不长，此后这类代偿业务的逾期率大幅上升。同时台湾当局监管部门不断出面通报了这个情况，并制定了监管细则，规定发卡对象的信用卡总额度不得超过月收入的22倍，这就导致大量金融发卡机构没有了新增客户来源，但是存量客户的逾期数量不断增长。最后经过统计AIG在2006年该业务的不良率达到了20%。由于台湾监管部门的措施过于激进，加上AIG和渣打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也比较激进，7亿多美金的信用卡余额大部分都是代偿客户，导致了AIG资产受到严重打击。

 

　　最后AIG指派我担任台湾地区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直接负责处理该项业务。我当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增加催收和不良资产的处置，另一方面，采取交易不良资产，盘活不良资产的流动性。虽然由于AIG的管理文化等原因并没有全面实施，但还是为公司挽回了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施凯欣：这个事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是值得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在风险管理工作借鉴的。

 

　　郭震洲：我个人的结论就是：借款人负债比过高，没有了真实还款来源，出现了以卡养卡的局面，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的负债情况没有关注，对信用报告查询也不及时，并不关注整体负债比率。最后就是当遇到系统性风险或者区域性风险的时候，应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去解决，单纯依靠政府监管过于冒进，没有一个过渡的过程。

 

　　施凯欣：反观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市场，更多的的还应该是让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同来维护和承担各自的责任，调动多方面力量来解决遇到的新问题。采取适度监管、科学管理、市场化主导的方面要比单纯依靠监管部门的单一行政化方式要来的更有效些。

 

　　郭震洲：确实是这样，任何风险处理都不能单纯依靠一方的力量，采取的措施也不能过于激进，虽然这样会有效地降低风险，但也会虚弱市场繁荣，我在去年去台湾就发现，当地的信用卡不良率已经低于1%，不过业务始终没有太大的增长，竞争还十分激烈。

 

　　“一次创业失败的经历”

 

　　施凯欣：这个应该是您二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时候您遇到了哪些经历呢？

 

　　郭震洲：我第一次创业失败主要是没有经验，当时我在摩根大通工作，在那里工作的并不愉快，后来就不想干了准备出来创业。那个时候觉得做数据分析、精准营销管理、风险管理咨询的服务很有市场，但我并没有做市场调查，也很乐观的以为公司将来会被收购，后来发觉整个市场并不是这样。另外我的团队成员能力并不是很强，我个人在市场拓展方面的能力也缺乏经验。即使后来有了业务，公司应收账款的账期又非常长，直接导致了现金流问题，公司经营持续了1年半就结束了，有意思的是公司关闭后，那些应收账款反倒有一部分收回来了。

 

　　我觉得当时创业的失败主要还是商业模式不具规模化特征、营销能力比较弱、缺少风险投资、股东结构结构不合理。好在这个创业失败的教训让我彻底了解了中国的市场环境，为第二次创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包括团队、商业模式等。

 

　　“中美互联网金融发展有着本质区别”

 

　　施凯欣：结合您过去在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经历和现在回到国内从事着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工作，觉得国内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有什么不同？

 

　　郭震洲：我觉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美国的互联网金融是金融领域互联网化，更多的是金融领域人才从事互联网金融，但中国是互联网领域人才或者其他领域的人来从事互联网金融。主要原因中国金融垄断，传统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创新动力，竞争不够市场化，而其他领域的人逐渐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机会，纷纷进入该行业。

 

　　施凯欣：您说的这个特征，我个人理解，特别是现在国内互联网金融的趋势，主要还是过去金融市场的特许经营形式，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金融系统出现的行业壁垒，形成了体内循环，而这个过程既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抑制系统性风险和便于对宏观经济的直接指导，但又压抑了许多市场参与主体强烈的金融需求，这种需要或者在某一个适当时候会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这样就是回答了您刚才说的，中国出现的互联网金融现象是和过去金融市场的特征有一定关系。总的来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既是管理方式的创新也是思维模式的创新。

 

　　郭震洲：是的，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多方面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需要完成的任务和使命也是多方面的，既要完成金融机构管理方式的提升，又要培养符合未来互联网思维模式的经营理念，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是金融市场化的创新。

 

　　“风险管理要放在企业战略角度考虑”

 

　　施凯欣：当前互联网金融企业雨后春笋般创立起来，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未来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该依靠那些要素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郭震洲：我觉得核心的要素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无论是你的平台成立时间长短或者交易规模多少，还是要选择一个细分市场，选择适合自身优势的市场去开拓，我个人是倾向于消费金融，中国的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是消费拉动经济，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是长期的，可持续的。我不太关注P2B市场，主要是市场竞争太激烈，风险比较集中，需要另一种方式做风险管理，风险计量方式也不同，控制风险手段也不同。其次就是风险管理，我在国内外工作经历都是从事消费金融的风控工作。我对风控的理解是，先要了解风控的本质，再去讨论数据，绝对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数据就可以分析风险，风险管理是一个逐渐量化的过程，风险管理成本一般会占到平台运营的大部分，但也是值得投入的地方，最终应该要将其放到企业战略的高度。最后就要有好的运营团队，没有一个平台的成功仅仅是依靠它的创始人一个人的力量，我们应该去培养一批有专业性、事业能力，要多给他们的发展创造空间。

 

　　“支持行业去担保化”

 

　　施凯欣：您一直在强调风险管理，那您觉得现在的担保是否有助于降低风险呢？

 

　　郭震洲：我本人是很赞成去担保的，不仅是平台去担保，行业本身也应该去担保。构建一个金融现代化的平台首先就应该实行去担保。我们国内很多担保公司自身风险管理都是很落后的，依靠简单地收取2%-5%的担保费是无法覆盖所承担的风险的，很多情况下一遇到大面积逾期，不仅平台跑路，担保公司也会跑路。所以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现有的担保机制是有先天性缺陷，我主张平台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以风控为中心，建立风险定价机制，简单地说就是给每一笔借款项目进行风险定价。中国的风险定价很不科学，FICO在美国是最好的评分系统，在中国用处不大，这个问题是要通过市场化来解决，通过同业之间的竞争来改善，最终要引导互联网金融的利率市场化。

 

　　“团队建设是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

 

　　施凯欣：过去互联网金融企业招聘人才是很困难是，一方面是优秀的高校人才不会关注初创期的企业，另一方面社会上对该领域还有很多不了解和非议。这个就造成了一段时间很多平台整体员工综合素质不高，运营团队专业能力始终和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跟不少。

 

　　郭震洲：是的，这个一直是困扰很多公司发展的重要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不少平台开始在校园招聘中受到欢迎。目前，我们团队中博士生有2位，硕士有23位，大部分是本科学历,专业主要分布于经济金融和计算机应用技术。过去很多平台能顺利招募到研究生学历的人才是不多的，大部分毕业生还是更喜欢进入传统大型金融机构，好在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更多年轻人也愿意投身进来。如果一个行业不断地有人才愿意加入，说明是有长远发展动力的。我觉得归根结底应该让自己的团队成员感到充分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股权激励方式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让大家感到来到这个企业是有希望和追求的。

 

　　施凯欣：看来优秀的人才加盟确实会给行业带来创新的动力，不过现在很多平台依然面临人才流失严重，基层员工变动频繁等各种问题，所以不仅仅是薪酬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管理方面依然重复过去传统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被动地接受企业的战略文化和管理目标,所以如何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参与到企业目标中来是值得未来每一个平台经营者需要思考的.

 

　　资本加速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

 

　　施凯欣：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涌入互联网金融领域希望抓住金融创新的机遇，很多PE都开始感到给这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估值是一个很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大家开始感到估值是否过高，对行业过于乐观了，有些人觉得这个行业开始了泡沫化，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郭震洲：我觉得泡沫远没有到来，原因是这个行业机会很大，但专业的人太少，大家还看不懂，同时行业运作方式比较混乱，让大家感到估值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个公司今天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你认为它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能值多少钱，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是考量公司在未来的价值。而说到风险，实际上又是一个很难预测的地方，风险本身就贯穿在公司成长运营过程中，有经验的风投是不相信世界上有没风险的买卖。给互联网金融企业估值是比较困难的，很多时候A轮融资是一个很随意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对赌协议等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我到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施凯欣：很多风投在给公司估值时，这个过程和拍脑袋也相去不远。虽然我们有了复杂的量化模型来佐证，但还是会觉得这就是一门艺术，不是科学。

 

　　郭震洲：实际上引入好的股东或者风投进入，对平台来说考量的主要还是战略资源，对公司事业的支持，资金端的支持，以及公司治理层面的提升。但引入好的股东并不是战略目标的全部，平台未来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独立发展在没有大型机构参与的同时也能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优秀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缺的不是钱，而是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欢迎银行参与托管”

 

　　郭震洲：一直以来都有对P2P托管问题的争论，我个人是欢迎银行来开展托管业务的，甚至是未来信息披露体系的建设，不过还是要考虑到互联网运营效率的问题。第三方支付进行托管虽然无法起到监管作用，但还是在支付效率和客户体验方面做得不错，相信未来如果商业银行在这方面解决了效率与监督的问题，其市场欢迎程度一会很高。

 

　　“对未来充满信心”

 

　　施凯欣：最后想请您给大家描绘一下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趋势

 

　　郭震洲：这个行业能够高速发展的原因绝不是目前产品高收益所带来的，最重要的趋势就是任何创新都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消费者。从产品创新上说就是要提供一体式、个性化、多元化，高净值客户服务大众化。从监管方面来看，以市场化为原则，实现宽进严出的标准，让有实力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同时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才是这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作者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投资托管服务上海备份中心，微信号：794018477；文章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