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互联网贷款监管的“升级版”，新规以“名单制准入、成本穿透、自主风控”为核心原则，全面规范了商业银行在互联网助贷业务中的经营行为，同时对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助贷”资金方也具有直接约束作用。

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施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并动态更新名单，严禁与名单外机构开展助贷业务；在成本管理方面，明确将增信服务费等纳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杜绝任何形式的变相收费。同时，新规强调商业银行须独立完成风险评价与审批决策，禁止助贷平台干预风控环节，并要求商业银行持续评估增信机构的授信管理与代偿能力。

新规落地前后，行业启动全链条实质性调整。中小银行密集收缩合作，头部平台与大行、持牌消金深度绑定，信托公司被要求打破合作“黑箱”、强化主动管理；定价端高息业务加速出清，“双融担”等灰色模式彻底退场，“24%+权益”模式经监管专项整治后规范运行；增信端从“事后代偿兜底”转向“事前风控+风险准备金”机制。

行业格局呈现显著分化：马太效应加剧，腰尾部机构被迫向垂直场景深耕或技术输出转型，部分尾部机构退出或转入地下经营；资金方中，中小银行因风控与资本压力收缩助贷业务，股份制银行与头部平台构建“技术+场景+资金”共建模式，小贷公司受配套政策约束需在2027年底前将利率降至1年期LPR四倍（当前12%）；金融消费者成为直接受益者，融资成本显性下降、信息透明度提升。

未来，助贷行业将呈现监管常态化、利率持续下行、技术与精细化运营成核心竞争力、合作模式生态融合、出海本地化合规凸显五大趋势。为应对变局，助贷平台需构建“合规前置+动态适配”运营机制，深化银企风险共担协同，坚定科技转型与场景化服务拓展，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慎推进转型或退出，同时加强逆周期管理，协同各方共同构建规范、高效、普惠的助贷业务新生态。

一、助贷行业现状图景

1.1 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

2025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在出口回暖、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财政政策前置发力等多重因素推动下，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5.2%，增速较2024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2025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增速回落至4.8%。进入三季度后，政策重心向“反内卷”方向调整，企业投资意愿减弱。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较前期下降0.9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亦出现回落，降幅较1-10月扩大1.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动能呈现阶段性放缓。

居民收入增速趋缓制约消费需求释放。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509元，同比增长5.1%，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

价格方面，2025年11月CPI同比上涨0.7%，涨幅较前月回升0.5个百分点，虽小幅上行但仍处于低位区间，反映终端消费需求仍待提振。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3,898亿元，同比仅增长1.3%，增速较10月收窄1.6个百分点。自5月以来，消费增速已连续6个月逐月放缓。

工业领域价格与需求同样偏弱。2025年11月，PPI同比下降2.2%，降幅较前月扩大0.1个百分点，显示工业品需求仍相对不足，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这一表现与国内经济结构优化、过剩产能逐步出清以及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相关大宗商品需求收缩等因素密切相关。以上变化对信贷市场的整体需求与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动力减弱叠加消费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共同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形成一定制约。

在金融与流动性方面，货币供应保持合理充裕。截至2025年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336.99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M1）余额为112.89万亿元，同比增长4.9%。M2与M1增速之间的剪刀差为3.1个百分点，较前期扩大0.9个百分点，反映资金活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存贷款方面保持平稳增长。2025年1—11月累计，人民币存款增加24.73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5.36万亿元。从贷款结构看，住户贷款增加5333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增加4.44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8.49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31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则减少332亿元。

当前利率体系仍面临下行压力。LPR自5月以来连续八个月保持稳定低位，1年期品种维持在3.00%，5年期以上则为3.50%。为缓解负债端成本压力、应对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趋势，银行业普遍开启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

其中，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大国有银行已将3年期存款利率普遍降至1.50%—1.75%区间，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也已陆续下架。

信贷资产质量风险仍需关注。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2%，较上季度上升0.3个百分点。部分消费金融机构的不良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例如截至2025年6月末，中银消费金融不良率为3.41%，兴业消费金融为2.61%。

消金不良资产转让处置明显加速。据零壹智库统计，2025年23家持牌消金公司已累计发布241期不良资产转让公告，未尝本息总额超过1200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四季度更是迎来转让井喷，规模超过640亿元。从机构维度来看，大行系消金不良转让尤为突出，兴业消金超过400亿，招联消金、中银消金均超过100亿；互联网系头部机构蚂蚁消金不良转让也暴增至127亿元。

总体来看，当前宏观环境呈现总量恢复但风险犹存的特征。助贷行业需在把握流动性合理充裕、利率下行的窗口期的同时，持续优化客群结构、深化场景融合、加强风险管控，以适应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信贷需求变化。

1.2 助贷行业运行数据透视

在监管体系持续完善的背景下，上市助贷平台呈现出稳中有升、梯队分明的发展态势，直观体现了其对行业变革的适应能力。

从经营业绩来看，多数平台在营收层面保持了良好增长。其中，奇富科技与信也科技营收均突破30亿元，分别达到52.06亿元和34.87亿元，同比增长19.13%和6.43%；小赢科技、宜人智科、嘉银科技营收分别为19.61亿元、15.55亿元和14.70亿元，同比增幅介于1.8%至23.9%之间。仅乐信受主力信贷撮合服务收入波动影响，营收为34.2亿元，同比下降6.7%。

盈利表现则进一步凸显行业转型的深度。乐信在营收微降的背景下，实现净利润5.21亿元，净利率提升至15.2%，彰显其成本控制与运营效率优势；嘉银科技、信也科技、小赢科技则实现营收与净利润同步增长，净利润分别为3.76亿元、6.4亿元和4.21亿元，同比增幅达39.7%、2.7%和12.1%。

部分平台在营收保持增长的同时，出现净利润波动，主要是机构为应对监管要求而进行的阶段性调整。在新规影响下，贷款促成费率调整与大额预付拨备计提等因素，促使奇富科技与宜人智科均采取了收紧风控、聚焦高质量客群等举措，以推动业务提质增效。其中，奇富科技净利润为14.33亿元，同比减少20.36%；宜人智科净利润为3.18亿元，同比下降8.47%。

资产规模方面，从在贷余额看，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奇富科技、乐信、信也科技分别以1381亿元、1020亿元和771亿元稳居第一梯队，但同比增速已显著放缓，分别为8.13%、-8.46%和13.22%。小赢科技与宜人智科在贷余额分别为628亿元和34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7.3%与50%，展现出较强的资产沉淀能力。

随着规模增长进入平稳阶段，头部平台主动调整轻重资本模式占比，以更好地适配监管与市场变化。

奇富科技三季度轻资本模式贷款规模为347.6亿元，占当期贷款总额的41.7%，较2023年同期下降23.4%；乐信轻资本贷款占比从一季度的27%持续优化至三季度的13%；嘉银科技因调整财务担保服务相关业务，便利和服务费用同比下降31.64%。

轻重资本模式的动态调整，体现了头部机构对监管导向的主动适应。重资本模式通过承担风险获取利差，更贴合新规下的行业生态，而头部平台凭借资本与风控优势，在模式切换中展现出较强的掌控力。

与此同时，用户增长与结构优化也成为行业关注焦点。当前，活跃用户数普遍增长乏力。除小赢科技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24.2%外，多数平台增长微弱甚至出现下滑。

奇富科技季度新增授信用户195万，环比增长9%，主要得益于嵌入式金融渠道拓展；乐信活跃借款用户440万，同比仅微增2.7%；信也科技活跃用户同比基本持平；宜人智科季度借款人同比下降11%，反映其主动收紧信贷政策的决心。

用户结构优化已成为当前行业共识。各平台普遍强调“高质量用户”与“复借率”等指标，如乐信复借用户贡献率达85.1%，信也科技中国区复借贡献率约为86%，宜人智科重复借款率提升至77%，较上年同期上升16个百分点。这背后是客群整体上移的战略选择，也呼应了行业在监管引导下提质增效的整体方向。

1.3 新规落地后的行业动向与趋势

助贷新规实施后，区域性银行主动调整合作策略，主要表现为暂停新增业务、收缩合作机构数量。此举一方面为存量业务腾出整改空间，另一方面也为规避潜在的监管处罚。

例如，乌鲁木齐银行、贵阳银行相继宣布暂停新增互联网助贷合作业务；吉林亿联银行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龙江银行更是直接将合作助贷平台清零。

这一收缩态势直接影响资金供给。据艾瑞咨询统计，新规导致许多资金方收缩利率24%以上业务的资金规模，资金成本随之上升，预计增幅为1%至2%。

资金端收紧进一步传导至资产端。从规模变化看，2024年利率24%以上业务已显著收缩。艾瑞咨询预计，到2025年底，该部分业务规模将维持在约8306亿元，较新规前下降19%。其中，头部平台余额预计为3975亿元，降幅6.8%；腰尾部平台余额约4331亿元，降幅达27.7%，收缩更为明显。

在此过程中，拥有稳定资金通道、强大风控能力、海量客户积累及良好市场口碑的助贷企业优势凸显。而腰尾部平台则可能面临亏损，甚至被迫退出市场。

从同比增速来看，新规导致利率24%以上业务整体增速从34.1%下滑至8.6%。其中，头部平台增速从20.7%降至12.5%，腰尾部平台增速从45.6%大幅回落至5.3%。头部平台余额收缩主要源于监管不确定性与贷后处置成本上升，资金虽充裕但仍主动压缩高风险敞口；腰尾部平台的核心瓶颈则在于资金渠道收窄、流动性缓冲不足，次要压力来自政策不确定性与催收合规成本上升。

近期，政策层面也出台了配套举措以缓释行业风险。12月22日，央行宣布实施一次性征信修复政策，为助贷行业风险化解提供进一步支持。

该政策实行“免申即享”机制，个人无需主动申请或提交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并统一处理。调整后，相关逾期记录的“还款状态”将恢复为正常，1万元以下的逾期金额调整为零，更新结果同步体现于个人信用报告。

此项政策有助于改善部分次级客群的信用资质，缓解行业整体坏账压力，为合规助贷业务拓展客群创造条件。当然，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水平，部分机构或对征信修复群体采取更为审慎的授信策略，例如实施额度限制等措施。

二、助贷的角色与价值

助贷平台作为金融科技生态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以其创新的服务模式深刻重塑了信贷市场的格局。它如同一柄双刃剑，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拓展服务边界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

在当前的金融生态中，助贷平台已从单纯的渠道中介，演变为连接资金供给与需求、赋能金融服务提质，拓宽普惠金融边界的重要枢纽。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技术、数据和生态的深度融合，弥补传统信贷服务的结构性短板，在合规边界内实现多方共赢。

2.1 精准撮合信息，破解供需两端的认知壁垒

传统信贷市场的核心痛点是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资金供给方难以高效、低成本地触达海量分散的借款人，并对其信用状况进行精准识别与有效评估，这一困境在个体工商户与小微企业主群体中尤为显著。另一方面，借款人因信息渠道有限、对信贷产品规则不熟悉、材料准备不合要求等因素，往往难以在众多金融产品中快速匹配到最符合自身条件与需求的最佳融资方案。

在这一背景下，助贷平台依托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的风控体系，以及自身流量和场景优势，构建起高效的信息撮合与风险初筛机制。

对于资金方而言，助贷平台扮演着“雷达”与“过滤器”的角色。助贷平台整合多维度数据（如搜素/浏览数据、消费行为、社交信息、经营流水等），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与信用预评估，筛选出符合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目标客户，从而显著降低后者的获客与初步审核成本。

对融资方来说，助贷平台则如同一位“智能顾问”，其通过对各类信贷产品进行标签化解析（如额度、利率、还款方式、行业偏好等），再结合用户个性化信息与融资需求，为其精准匹配并推荐适合的金融产品。

通过这样的双向匹配，助贷平台成功打破了信贷供需双方的认知壁垒，将原本难以评估的“信息荒地”转化为可识别、可定价的信贷资产，整体提升了信贷市场的透明度与资源配置效率。

2.2 搭建生态桥梁，为弱信用主体构建融资通道

在传统以央行征信报告为核心的信用评价体系下，新市民、个体农户、初创小微企业等弱信用主体面临信用记录缺失、抵质押物不足与风控难度大等融资问题，因而长期被排斥在主流金融服务之外，形成融资真空。

助贷平台的核心价值之一，正是通过构建多元化信用评估生态，为这些弱信用主体搭建起连接正规金融的桥梁。

在数据层面，助贷平台积极引入并验证各类非传统征信数据的有效性，例如电商、社交、搜索、电信、物流支付等另类数据，有效拓展了信用评估的覆盖维度。

同时，通过整合政务数据（如农业养殖备案、新市民社保缴存等）、第三方服务数据（如物流行为信息等），进一步丰富了信用画像的维度，提升了其真实性。

在风控方面，助贷平台广泛运用隐私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评估模型，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深度融合与分析，从中提取与信用风险高度相关的特征变量，进而更精准地评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与履约能力。

此外，助贷平台通过引入第三方增信、对接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方等手段，降低金融机构的放贷顾虑，降低借款人的申请门槛，并提升获批效率。

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将大量此前不可量化的信用风险转化为“可定价”的风险，使得金融机构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服务以往难以触达的客群，从而提升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与覆盖范围。

2.3 激活金融资源，重构市场服务与效率边界

助贷模式的核心价值之一，是通过技术赋能重构金融服务流程，激活存量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金融服务从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场景化服务演进。

在资源激活方面，助贷平台帮助传统金融机构将资金更高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尤其是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活力较强的场景，避免金融资源闲置与错配。

在效率提升方面，助贷平台通过将复杂的信贷流程（如进件、初审、反欺诈、贷后管理等）进行模块化、线上化改造，极大地压缩信贷审批周期，实现“秒级审批”和“分钟级放款”，重新定义信贷服务的效率标准。

在边界拓展方面，助贷平台凭借灵活的运营机制和下沉能力，能够深入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到具体的消费和经营场景中，真正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愿景。

2.4 以增信杠杆撬动资本，扩大金融服务能力

合规增信协同是助贷机构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的关键价值。监管明确禁止助贷机构提供违规兜底增信，但允许其在合规框架内，通过与持牌融资担保公司合作、缴纳风险准备金等方式，构建风险共担机制，撬动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

融资担保公司依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开展运作，法定杠杆比例一般为1:10，即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主要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机构，该比例可放宽1:15。助贷平台通过与这类增信主体合作，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有效分担资金方的信用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向风险相对较高但需求迫切的普惠客群放贷。

同时，助贷平台普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按贷款规模的2%-5%缴纳准备金，优先覆盖前期小额坏账损失，形成“资金方主体担责+助贷机构风险补充”的共担模式。这种合规增信协同，既未突破“资金方自主风控”的监管底线，又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

三、助贷的问题与挑战

在助贷行业高速扩张的背后，一系列由模式内生、监管套利与无序竞争所引发的结构性挑战逐步暴露。助贷新规的全面实施虽推动行业向合规化转型，但在新旧模式交替、监管约束强化、市场需求迭代的多重背景下，行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

这些问题既涉及业务合规、服务质量、市场竞争等传统领域，也延伸至数据治理、客群服务、合作协同等新增维度，成为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3.1 合规风险：边界模糊与监管适配难题

助贷平台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突破“信息撮合”核心定位的倾向，通过变相参与资金放贷、信用担保等本应持牌经营的金融业务，逐步从“服务中介”向“类金融机构”偏移。这种业务边界的模糊性，不仅挑战了现行监管框架，也可能因缺乏相应风控能力引发风险传导。

2025年7月，宁夏地方金融管理局取消了银川信融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七家助贷平台的涉金融业务经营资质。这些机构本应仅承担信息撮合职能，却在实际运营中直接向中小企业及个人发放贷款，实质上从事需持牌经营的资金放贷业务。

与此同时，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助贷平台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隐患日益突出。部分平台在数据采集、存储与使用环节存在安全漏洞，不仅易发数据泄露事件，也频频引发用户权益纠纷与监管处罚。

2025年央视315晚会曝光，部分助贷平台与第三方数据公司合谋，利用爬虫技术非法获取用户通讯录、消费记录等敏感信息，并以每条0.1元的价格出售给高利贷团伙及催收黑产。

此类行为揭示出，数据环节的疏漏不仅直接导致信息泄露与监管追责，更易被黑灰色产利用，严重冲击助贷行业的合规发展与社会形象。数据安全问题常与暴力催收行为交织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助贷行业的负面认知，使行业整体陷入更为严峻的信任危机。

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与行业适配节奏的不匹配，也加剧了助贷平台的合规压力。不同地区对助贷业务的监管细则存在差异，部分机构因对跨区域监管政策理解不充分，导致业务模式在部分区域面临合规风险。同时，监管对助贷平台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权责划分、风险分担机制的要求不断细化，若机构未能及时调整合作模式以适配新规，可能导致现有业务暂停或整改，影响行业整体运行稳定性。

3.2 服务质量：标准化缺失与体验失衡

信息披露不充分已成为助贷行业的普遍问题。部分平台通过费用拆分、隐蔽标注、诱导勾选等方式，刻意模糊关键成本信息，导致借款人在名义低息的宣传下，实际陷入综合高息的困境。

助贷业务链条涉及平台、银行、担保机构等多类主体，部分平台为追求业务规模，放松流程管理，引发操作不规范、审核混乱、权责不清等问题，不仅影响用户体验，也加剧了信用风险的积聚。

例如，某手机系金融科技公司所导流的“易秒通”平台，仅凭用户手机号与验证码就自动完成放款。有用户在未确认借款的情况下，被动收到3000元贷款，并需承担年化高达224%的利息。

此外，部分平台为提升业务量，通过设定“审批通过率下限”等方式，变相干预甚至架空银行的风控决策，导致信贷审核标准失序，使原本应严格运行的风险筛选机制形同虚设。

在“冲量获客”的业务导向下，部分平台对借款人资质的审核流于形式。更有甚者，一线业务人员为帮助客户满足贷款条件，默许甚至间接指导客户包装或填写虚假信息，显著加剧了全链条的欺诈风险。

例如，2024年，知名平台“速贷之家”被曝光存在系统性的材料造假行为。调查显示，其销售人员在明知借款人资质不符的情况下，主动指导对方“优化”银行流水、虚增收入证明，甚至利用技术手段绕过部分人脸识别环节。该事件直接导致合作银行面临重大资金损失，并引发监管部门专项调查。

与此同时，部分助贷平台逐利倾向过强，紧贴36%的利率上限设计产品，或通过技术手段默认勾选或强制绑定“会员权益”“增值服务包”等收费项目，变相突破利率限制，忽视了风险定价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

例如，某平台宣称借款3000元月息仅40-50元。然而，加上每15天500元的担保费，其年化综合成本高达1000%以上，远超法定利率上限，这不仅背离了普惠金融的初衷，也为整个行业积累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3.3 行业竞争：无序博弈与资源内耗

当前，助贷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各平台普遍将战略重心置于用户获取环节，持续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广告营销与渠道拓展。以某头部助贷平台为例，其在2025年二季度的营销费用高达6.63亿元，较2024年同期的3.66亿元激增近82%，资金主要投向嵌入式金融合作、信息流广告等高强度获客渠道。

“重获客、轻服务”的倾向明显，忽视了核心服务能力的构建与提升，导致行业整体资源分配失衡，难以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与此同时，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多数机构的业务模式与服务内容高度相似，缺乏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在“流量为王”的市场环境下，中小平台受限于自有场景缺失与品牌积淀不足，往往被迫以更高成本竞购次级流量，并通过高利率覆盖高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分化与资源内耗。这种无序竞争不仅抑制了行业整体创新能力，也削弱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际效能。

此外，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尾部机构因合规不达标、盈利能力恶化被纳入银行“白名单”之外后，未选择有序退出，反而转向地下经营，不仅加剧了市场乱象，也为行业整体风险埋下隐患。

3.4 融担风险：合规意识与风控能力不足

助贷平台在借助融资担保公司开展业务时，由于后者作为风险兜底方的特殊角色，其自身的合规状况与风险管控能力会直接传导至助贷公司，影响助贷业务的合规根基与长期可持续性。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超范围采集信息、违规查询征信、信息流转失控以及查询用途不符等问题。若助贷公司与存在此类行为的融担公司合作，可能因“未尽合作方资质审核义务”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共同违规，面临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业务暂停等处罚。

在关联交易方面，若合作融担公司存在向股东、实际控制人违规提供关联担保，或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等行为，一旦被监管查处，助贷公司与该融担公司合作的全部业务也可能被纳入专项核查范围，导致业务陷入停滞。

融担合作本质上关乎其风险兜底能力与实际不良损失之间的匹配程度。在助贷业务中，融担公司通常承担全额或比例连带责任担保，借款人逾期后需按约定向银行代偿本息，因此其风控能力直接决定了自身的代偿压力与生存空间。

当前助贷业务多覆盖下沉客群，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信用资质偏弱的个人客户，此类客群抗风险能力普遍较低，易受经济周期与行业波动影响，使得不良贷款率显著高于传统信贷业务。

若融担公司缺乏完善的风控体系，例如未建立全流程客户筛选机制、缺少动态风险监测工具、对助贷平台推送的客户仅进行形式化审核，将导致风险识别滞后、不良资产持续堆积，进而引发代偿能力不足与流动性风险。这类风险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银行体系，影响区域信贷环境的稳定。

3.5 催收问题：能力短板、合规压力与反催收冲击

催收是助贷业务风险处置的关键环节，在新规强化合规要求的同时，面临自身能力不足、反催收组织干扰等多重挑战，不良资产回收效率承压。

一是催收能力不与客群特征不匹配。助贷业务客群分散、地域广泛，且部分客户存在暂时还款困难、还款意愿薄弱等问题，这对催收的专业性与精细化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多数机构催收手段单一，仅依赖电话提醒，未区分“暂时困难”与“恶意逃债”客群，采取“一刀切”的催收方式，既影响有还款意愿客户的体验，也难以遏制恶意逃废债行为。

二是合规催收成本攀升。监管严禁暴力催收、骚扰第三方、非工作时间催收等行为，要求催收流程全程留痕，导致助贷机构需投入额外资源优化催收系统、培训专业人员，合规催收成本较此前大幅上升。部分外包催收机构因资质、能力参差不齐，存在违规操作，牵连助贷机构面临监管处罚。

三是反催收黑灰产干扰加剧。近年来，专业“反催收”组织的兴起已成为助贷行业的新型风险，其通过社交媒体、线下培训等方式，教唆借款人恶意逃废债。具体手段包括伪造贫困证明、病历等材料申请虚假延期还款、向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进行恶意投诉（如捏造催收违规事实），干扰正常催收流程以及利用“停息挂账”“债务重组”等虚假承诺误导借款人，收取高额服务费后失联等，甚至组织借款人集体拒还贷款，逐渐形成恶意逃废债的产业链。

四、助贷监管演进与“新规”落地

助贷的监管框架始终伴随行业发展动态完善，2025年助贷新规的出台与实施，标志着行业告别“模糊监管”阶段，进入“规则明确、执行刚性、全链条覆盖”的规范和常态化监管新时期。监管体系从早期的乱象整治、框架搭建，逐步走向精细化治理，推动行业权责边界清晰化、业务操作标准化。

4.1 新规前的监管环境

在助贷新规正式落地前，助贷业务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由于既有规定在权责划分、资金成本结构及风控责任边界等关键环节界定不够清晰，市场在多方博弈中逐步形成套利空间，导致合规探索与违规操作长期并存。

回顾我国助贷监管的发展脉络，可见一条从原则性约束逐步走向精细化、体系化治理的清晰主线，体现出监管体系在持续探索中不断深化与完善的演进逻辑。

4.1.1 2017-2019年：原则性约束与乱象整治起步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金融借款合同中各项费用合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应予调减。尽管该意见确立了利率上限，但内容仍属原则性指引，缺乏具体操作细则。

监管机构亦逐步强化对相关金融业务的规范。2017年12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央行代章）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银监会代章）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加强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现金贷”业务。《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并指出“助贷”业务应当回归本源。

2019年，银保监会进一步出台《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也明确禁止助贷平台提供兜底增信、直接收取息费或非法从事融资担保业务。

4.1.2 2020-2021年：框架构建与多维度补位

监管开始构建助贷业务的基础监管框架，从信息披露、合作比例、数据合规等多维度细化要求。2020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初步构建了行业信息披露框架，要求商业银行及合作方在推介产品时，必须醒目披露贷款主体、利率、成本及还款方式等核心要素，保障客户知情权与选择权，并禁止默认勾选、强制捆绑等行为。然而，由于该办法未对“助贷”业务本身作出明确定义，实践中助贷与联合贷款、技术服务等模式的边界仍显模糊。

为有效落实前述办法，推动互联网贷款业务规范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2021年2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明确规定在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时，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2021年，监管在利率上限方面出现窗口指导与司法实践的双重调整。多地监管部门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将产品年化利率控制在24%以内，但未明确综合融资成本是否包含增信服务费、会员费等隐性费用。而这些隐性费用恰恰是助贷平台与消费金融公司合作中常见的盈利手段，也成为助贷平台规避利率上限约束的关键漏洞。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加强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超过24%部分的调减力度。这一司法动向不仅为后续规则完善提供了支撑，也间接对助贷平台的相关违规行为形成了规制与警示作用。2021年9月和11月，《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实施，从法律层面规范数据采集、使用、流转全流程，针对助贷行业普遍存在的过度收集敏感信息、数据流转失控等问题形成约束，但实践中仍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4.1.3 2022-2024年：数据合规深化与主体责任强化

这一阶段监管聚焦数据治理与银行主体责任，倒逼行业重构业务逻辑。2022年1月1日，《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核心要求之一是实现个人信息与金融机构的全面“断直连”。

办法明确禁止助贷平台将个人主动提交、自身生成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直接提供给金融机构，而必须通过持牌征信机构完成信息中转。这从根本上冲击了助贷业务的原有逻辑，倒逼行业重塑数据流转路径，同时也凸显了持牌征信机构作为信息枢纽的关键作用。

在此过程中，部分缺乏核心数据能力的助贷平台面临利润空间收窄与商业模式转型的双重压力。

2024年4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银行等三类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明确将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民营银行作为规范对象，强调其作为助贷平台主要合作方的主体责任，要求严禁核心风控外包，避免过度依赖合作机构，全面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管理，推动业务回归本源。

2025年4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标志着助贷监管进入体系化治理新阶段。该通知明确将互联网助贷纳入互联网贷款范畴，确立“总行集中管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四项原则，并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施名单制管理与公开披露。
 

表1：“新规”之前助贷业务主要监管政策梳理


资料来源：公开渠道，零壹智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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