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金融开放背景下，谨防货币错配风险
陆岷峰 · 零壹财经 2020-05-31 20:31:43 阅读：7670
一、引言
关于货币错配，国内外众多学者从相关视角出发对其做了不同程度的解读。综合来看，货币错配是指一个经济实体由于其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或者在资金收支双向活动中使用不同的币种计值，导致其资产净值或净收益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从存量角度来看，货币错配反映的是资产与负债的计值币种不同使得资产净值对汇率波动具有敏感性，当以某种外币计值的资产价值超过以该种外币计值的负债价值时，我们称之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反之称为债务型货币错配；在资金流动方面，货币错配反映的是以外币计价的资金收入与支出在价值量上不匹配而使得汇率波动对净收益造成影响，损益活动最终影响的还是净资产，所以流量角度的货币错配也可以划分为债权型和债务型。
随着金融开放战略持续快速推进，中国全方位融入金融全球化，资本双向流动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货币错配的风险问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2007年到2018年，中国的海外资产头寸从24162亿美元增长到73242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从15282亿美元增长到30727亿美元；在境外负债方面，海外负债头寸从2007年的14741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52941亿美元，其中境外贷款在2014年达到5720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受去杠杆政策的影响逐步有所回落，但近两年又开始呈上升趋势（图1）。
图1 中国境外资产负债情况（2007-2018）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本文作者计算
总体上来看，海外资产头寸大于海外负债头寸，中国宏观层面的货币错配属于债权型货币错配，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面临着海外资产净值缩水的风险，这也是国内大部分研究对我国货币错配问题分析的重点所在。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转型的深入发展，叠加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金融风险剧烈变化，我国货币错配风险的演变逻辑和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在国际收支状况方面，中国国际收支形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双顺差”格局下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债权型货币错配状况出现转变趋势。2014年到2016年期间，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中国的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了大幅逆差，由此也打破了从“入世”以来几乎连续13年的“双顺差”格局；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内外需动力的转换，从2016年开始，经常账户余额出现波动下行的趋势，同时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2018年一季度经常账户余额甚至首次出现负值；金融开放深入推进背景下，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频次不断提升，金融账户余额的波动性加大，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趋于基本平衡的过程中呈现两极波动的景象；在新的国际收支形势下，货币错配由债权型主导的格局逐渐瓦解，债务型货币错配的风险程度不容小觑。（图2）
图2 经常账户与金融账户余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本文作者计算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结束了从2005年汇改开始连续10年的单边升值状况，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趋势不断扩大（图3）；随着金融开放要求资本账户管制逐渐放松，在三元悖论的制约下，中国将大概率走向清洁浮动汇率制度，而中美竞争博弈格局下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变化，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频率和幅度的波动性增大，对宏微观主体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3 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月度数据）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本文作者计算
在风险承担主体的结构性变化上，虽然在结售汇制度安排下使得债权型货币错配风险基本集中于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但是债务型货币错配却主要分布于微观企业主体之间，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时期宏观层面的债权型货币错配风险更为突出，而在人民币进入波动性贬值通道的情况下，微观企业的债务型货币错配更容易引发流动性危机。
随着金融开放的推进和相应管制的放开，外国金融机构在境内的商业存在增强，境内企业举借外债的便利性提高，而在全球其他经济体进入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国内去杠杆造成的融资约束收紧和境内外借贷利差也使企业产生了去境外发债的强烈动机。
2017年，中资企业发行美元债2192.08亿美元，为近五年来中资美元债年度发行规模的峰值，2019年前10个月中资美元债发行规模达到1878.53亿美元，而从2015年开始，每年发行美元债的债券数量也从160支一路攀升至2019年（前10个月）的556支，选择发行外债的企业越来越多。（图4）
图4 中资美元债发行情况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本文作者计算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错配在风险表现类型、汇率风险管理难度和风险承担主体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将从这些新形势新特点出发，以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问题为研究对象，构建适用于房地产企业的货币错配分析模型，以房地产行业的货币错配风险分析框架与应对策略为例，为在新形势下防范我国微观企业主体的货币错配风险提出政策建议。
自上世纪7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错配问题，而国内学者对我国货币错配问题的关注大多始于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李扬（2005）在汇率改革伊始就提出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应注意防范由货币错配带来的风险问题，随后国内学者对货币错配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根据其研究发展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内容的重点可将现有文献大致分为以下三个研究类别：
（一）货币错配的测度方法研究
从2005年汇改之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国内大部分文献聚焦于货币错配程度的测度方法研究，并在方法构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货币错配程度进行了度量分析。
朱超（2007,2008）在测度方法构建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在分析比较国外研究所使用的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更为精确的测量指标，称之为“综合货币错配绝对量指标”（ACMAQ），并对中国整体的货币错配程度进行了计算；接着他又对国民经济几大部门层面的货币错配进行了交叉测度，并指出我国的货币错配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和银行部门，当然这里指的是债权型货币错配。
学者唐宋元（2008）在Goldstein和Turner提出的AECM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又做了一部分改进，构建了一个更加适合于测量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程度的修正版AECM指标，并用其测度了1985年到2006年中国的货币错配程度。除了宏观层面货币错配的测度，朱超（2007）还构建了一个基于会计等式的资产净值模型用来测度公司部门的货币错配，最终用汇兑损益指标的简单替代对1295家上市公司的货币错配程度进行了简要测量。
（二）货币错配的作用机制和风险影响研究
关于货币错配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夏建伟和史安娜（2006）分析了汇率预期与货币错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指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下会加剧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程度，货币错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而王中昭（2010，2012）则从汇率对货币错配的传导性作用机制入手，对汇率与货币错配的传导协动性关系和机理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进一步利用面板VAR模型分析了中国和东盟各国汇率对货币错配的传导特征及其异质性。
乔海曙与李远航（2007）利用VAR模型对我国货币错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汇率制度、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均对货币错配有显著影响；刘少波（2007）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与货币错配程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关于货币错配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黄西洋（2009）认为货币错配会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并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形成制约，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有助于化解货币错配风险。
夏建伟（2009）为了研究货币错配对投资及产出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最终结论认为货币错配对投资及产出会带来不利影响。
徐涛（2014）发现在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影响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会受到汇率机制、货币供给机制和利率机制三个方面的制约；而关于货币错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项后军等（2016）以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为切入点，对中国的相关数据做了实证分析。
（三）特定经营实体的货币错配研究
除了宏观层面的货币错配研究，部分文献也对特定行业和相关企业的货币错配问题进行了分析。
唐伟霞和朱超（2007）在构建货币错配与净值的关系模型的基础上，以9家上市银行为代表对我国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货币错配给银行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和风险。
莫申生和杨柳勇（2009）以货币错配对资产负债的作用机制为切入点，分别建立了针对政府和企业两大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并以此来分析货币错配对相关主体行为的影响。
甘顺利和刘晓辉（2011）以24家上市金融企业的数据为基础，估算了中国金融部门的货币错配情况，发现其货币错配程度在2005年之后出现结构突变。
范利民等（2013）以出口企业为对象，对出口企业的货币错配决策行为进行了建模分析，其模型适用于开放经济下的企业现金流量分析；
贺力平（2015）则从经济体的资产存量和现金流量两个角度分别构建了包含货币错配因素的两期分析模型，该学者构建的模型较为科学，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性，为其他学者开展针对性研究建立了基础框架。
（四）评述总结
1.从以上的文献回顾来看，以往研究在对货币错配的测度计量和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的时候大部分都将研究对象的选取向宏观层面倾斜，这种宏观加总的分析容易掩盖货币错配在国民经济中分布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其分析推演的宏观背景又大都基于人民币升值窗口期的整体债权型货币错配，在宏微观形势急剧变化的当下其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与适用性受限。
2.虽然近些年有部分文献开始将研究视角下沉，选择具体行业和微观企业的货币错配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视域仍然局限于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出口行业，主要还是分析债权型货币错配；在构建企业的货币错配分析模型时偏向于抽象经营实体的分析，缺乏针对具体行业特征的企业模型，难以对微观实体的货币错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3.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当前宏微观经济形势的新特点，直面房地产行业存在货币错配风险的严峻现实，针对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特点构建适应性分析模型，对房地产行业的货币错配风险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微观企业的债务型货币错配风险进行讨论。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货币错配风险
（一）模型构建与理论分析
我们先假设某房地产企业借入一笔以某种外币计价的负债L*，根据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特点构建其资产负债表（表1）。在资产端，由于房地产企业区别于出口创汇企业，其外币收入和外币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相对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将其外币资产A2简记为0，则其总资产A全部表现为本币资产A1，本外币资产结构较为单一。在负债端，该房企的外币债务规模为L*，s为该种外币兑人民币的汇率（直接标价法），则该企业的外币负债换算为本币价值D2= sL*；我们假定总负债D由本币负债D1和外币负债的本币价值D2两部分组成，其中本币负债在负债总额中的占比为a1，外币负债的本币价值在负债总额中的占比为a2，且a1+a2=1；该房企的资产负债率为b，则负债总额D= bA。由此，在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建构出如表1所示的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表。
在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建立一个房地产企业的跨期经营分析模型，先做出如下模型假设：
（1）假定该企业在期初的资产和负债分别为A0和D0，经过t个时期的经营，其总资产增长率为g，在第t期的总资产为At=（1+g）A0，从期初到第t期的资产增量为ΔA=At-A0=gA0；
（2）从期初到第t期，企业本币负债D0和外币债务L*保持不变，换算成本币计值的总负债的变化全部来自于汇率s的变化，则第t期的总负债Dt= D0+（st-s0）L*= D0+Δs L*，从期初到第t期的负债增量为ΔD= Dt-D0=Δs L*。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
，外币负债的本币价值在负债总额中的占比a2，资产负债率b。
在a2和b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汇率发生贬值时，即
,如果资产增长率g小于汇率贬值幅度的一定比例，则会出现资产净值损失，此时若资产负债率b和外债占比a2的数值比较高，那么汇率贬值导致的资产净值损失也会相应扩大，汇率贬值幅度越大，资产净值损失也越大。在极端情况下，若房地产行业增长乏力甚至转为衰退，个别借有外债的房企出现资产负增长，同时资产负债率高企，此时若出现本币的严重贬值，则可能导致其资产净值的损失超过期初资产总额，爆发企业破产的风险性急剧增加。
在本币长期保持升值趋势的预期窗口下，即
,大量外债的存在反而会带来正的估值效应，房地产企业的资产净值反而会因汇率升值而增加，并且a2和b的数值越大，w的增值溢价越高，而资产净值的快速增加又会增强企业的信用，提供更好的借贷便利。这意味着在本币升值的背景下会刺激房地产企业提高资产负债率和外债占比，利用境内外的信贷资金大幅度加杠杆。
综合来看，由于企业本身的内向型经营特征，房地产企业存在外币资产负债极不对称的结构，即其外币负债大大超过外币资产，在借入外债的情况下其货币错配风险主要表现为债务型货币错配。而根据公式（*）的推导，我们发现房地产企业的资产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方向和幅度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同时房地产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所决定的资产增长率是影响其资产净值变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此外，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外币债务的占比也在其货币错配风险中发挥杠杆作用。
（二）房地产行业货币错配风险的现实分析
1.房地产行业面临新的发展形势
从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开始，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成长和危机之后近十年的周期性整合发展，我国房地产业已经步入成熟的发展阶段。在“房住不炒”的目标指引下，叠加需求侧人口增长率下降和城市化进程放缓等趋势性结构调整的影响，房地产业的规模扩张出现边际收缩。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收入和营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呈现波动性下滑趋势，行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从2007年的24.4%波动下行至2018年的3.8%（见图5）。在整个行业面临结构调整的情况下，部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房企高杠杆的债务问题趋于恶化。
在房地产业高速扩张的进程中，房地产金融化的程度也大大提高，房地产债务问题所积聚的金融风险成为当前经济转型发展的一大掣肘和政策制定的难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尤其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房地产行业“去杠杆”的力度不断增强，决策层在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上意志坚定，房地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全面收紧。
图5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本文作者计算
2.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的货币错配风险
（1）货币错配规模攀升
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需要偿还的到期海外债券规模分别达到475.66亿美元、347.55亿美元和479.44亿美元，与2019年之前平均每年不到90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偿还规模相比，今后三年将进入一个显著的海外债券偿还高峰期，外债偿还规模急剧攀升；在到期海外债券数量上，从2012年到2018年，每年的到期债券数平均只有10支左右，而到了2019年，到期债券数跳升至66支，并一路攀升至2020年的89支和2021年的124支，短期内面临海外债券偿还压力的房地产企业不断增多。（图6）
图6 内地房地产企业海外债券到期偿还数据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本文作者计算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本文作者计算
若将这一海外债券偿债高峰的形成放到一个完整的信贷周期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到期债券的发行期基本都在2016年之前，也就是说2016年之前房地产企业借入的外债不断累积，其到期期限集中在了2019年之后，这一点可以得到图7所示的海外债券平均借贷期限数据的支持。而房地产企业在2016年之前外债发行规模的累积，与前文理论模型分析中关于2015年汇改之前人民币处于升值周期和房地产规模扩张所带来的货币错配估值溢价激励效应有一定关系。
另外，房地产海外债券借贷期限的不断压缩也反映了海外投资者对其信用风险的担忧，而借贷期限的缩短使得房地产企业在具有货币错配风险的状况下又面临期限错配的压力，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得以放大。
图7 内地房企海外债券平均借贷期限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本文作者计算
（2）净值损失风险放大
在房地产企业具有规模较大的债务型货币错配的状况下，我们用前文所构建的分析模型来模拟测度当前房地产行业的货币错配风险。根据陆岷峰和欧阳文杰（2019）的测算数据并结合房地产行业的统计报告[20]，我们假定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b为70%，各种外币债务在总负债中的占比a2为30%，而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幅度大概为13.65%，即
，将其代入公式（*）则有：
当房地产行业资产增长率低于2.87%时，人民币汇率贬值将会导致行业资产净值损失，而图5的数据显示其2018年行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已下滑至3.80%，当汇率贬值幅度达到20%时，为防止资产净值损失所需要达到的资产增长率为4.2%，在汇率出现大幅度贬值波动的情况下，则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资产净值损失。
关于具体企业的情况分析，以万科A、苏宁环球和凤凰股份三家市值规模处于不同区间的上市房企为例，三家上市房企近五年的平均资产增长率分别为26.74%、-6.43%%和6.70%，实力排名靠前的房企经营业绩增长较为稳定，其应对货币错配风险的能力较强，而实力水平处于中下游的房企面对汇率波动带来的货币错配风险冲击较大。
若再从流量角度来考察，则不论房地产企业的实力如何，在其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情况下，本币汇率贬值所带来的偿债规模膨胀都将加大其偿债压力，面临现金流的额外支出，甚至会引发企业的流动性危机。
彭博社数据显示，2019年已发生四例房企美元债违约事件，碧桂园、中国恒大和万科有近80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将于2020年6月底之前到期，而对总计欠了约1460亿美元的中国中小型上市公司而言，资金压力甚至可能会更大，中资美元债违约率料将走升。
（3）交叉汇率风险增加
为了讨论的简化，在前文的模型分析中我们只考虑了一种外币的情况，而现实中企业往往存在以多种外币计值的境外债务，多币种情况下的货币错配风险比单一外币债务带来的货币错配风险要更复杂。
据彭博社报道，继2019年11月6号中国15年来首次成功发行欧元债券以来，其示范效应将刺激更多的中国公司加入欧元债的发行行列。在欧元区普遍实行负利率的情况下，欧元债的低融资成本成为巨大的诱惑，而国内银行信贷、信托、供应链等地产融资渠道全面收紧，在当前房地产融资政策易紧难松的局面下，房企出境赴欧发债的动力增强，而金融开放的推进又为其跨境融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多币种的外币债务结构下，货币错配风险不再只受美元汇率的支配，多币种交叉汇率的变化对货币错配将产生显著影响，货币错配的风险管理难度也因此大大增加。
（三）房地产行业货币错配风险的治理对策
1.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下，稳定地推进房地产企业去杠杆进程，既要扼制行业过度扩张进行的不合理加杠杆行为，将总体负债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又要加强对境外发债的管理，警惕债务币种结构不合理放大货币错配风险。从前文的模型推导和现实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b和外币债务占比a2，有利于显著降低债务型货币错配下本币贬值所引发的资产减值风险[21]。
2.深入推进房地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劣质风险企业的市场出清进程，用市场化手段推动行业内部的兼并重组，充分发挥头部效应，实现行业资产质量的优化，提高可持续增长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中国房地产业已经进入一个整合调整的成熟发展期，实现集合高效发展是行业的方向所在，实力较强的头部房企具有较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更为综合的发展能力，在面对汇率波动等宏观风险的冲击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进行行业的资源整合有利于实现.货币错配风险内部头寸的消化，降低风险管理成本。
3.成立房地产行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基金，建立行业协会型的汇率风险管理人才队伍，提高行业内部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由于房地产企业内向型经营特征的不可逆性，其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存在较大的不对称，在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下有必要成立房地产业专门的汇率风险管理基金，与外汇管理部门协调配合，以预防性的市场化方式综合应对房地产企业不断积聚的货币错配风险。这种行业集中式的风险管理组织，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降低中小型房企的汇率风险管理成本。
4.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金融机构在货币错配管理方面的成熟经验，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发挥保险机构在货币错配风险防范中的市场作用。随着金融开放的不断推进，房地产企业外币债务的币种结构和融资工具日益多样化，货币错配风险的宏观管理难以应对不同企业特定的风险结构，应将货币错配风险管理能力下沉，利用市场化机制化解货币错配风险。房地产企业应加强货币错配风险管理能力，充分利用衍生品等金融市场工具来对冲汇率波动风险[22]。
四、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金融开放为宏观背景，从国际收支、汇率变动和企业实体等方面分析了我国货币错配风险的新特点，认为我国货币错配风险的演变逻辑和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货币错配风险的形式不再是简单的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债权型货币错配，微观企业主体的债务型货币错配风险更具爆发性，而金融开放下资本的双向流动和国内改革的结构调整又使得货币错配的风险化解变得更为复杂。
基于对此新形势新特点的认识，我们以国民经济中债务型货币错配表现较为明显的房地产行业为例，从房地产业的经营特点和金融特性出发，充分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房地产业货币错配问题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地位和结构性作用，从理论模型推导与实证数据说明两个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当前房地产业的货币错配风险，并就其风险化解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
对于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房地产企业而言，本币贬值将会显著影响其资产净值，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外币债务占比则在货币错配风险的变化过程中发挥杠杆作用，企业需要保持较高的资产增长率来对冲货币错配导致的净值损失风险。为了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货币错配问题进行治理，我们需要加强对企业境外发债的监督管理，坚定推进行业去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行业整合优化，建立专门的货币错配风险管理基金，发展市场化主体力量化解货币错配风险，提高房地产企业的货币错配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
（二）建议
通过对房地产企业货币错配问题的典型案例分析，我们从其货币错配问题背后的本质特征和演化逻辑出发，将研究的视域拓展到一般的企业货币错配问题，进一步为在新形势下防范我国微观企业主体的货币错配风险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切实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存在货币错配的风险问题，在根本上还是由其主权货币属于非国际化货币造成的，这被许多学者称为货币错配的“原罪”问题。而当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后，中国的经济实体可以利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企业发行海外债券可以用人民币计值，由于外汇交易带来的汇率风险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规避，也就不存在货币错配的风险问题。
2.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构建现代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从短期来看，国内企业的货币错配问题依然存在，而缺乏外汇管理经验的国内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能力不足，实行金融开放引入国外成熟的风险管理机构，这有利于国内企业利用市场化机制和国际金融资源管理货币错配风险；从长期来看，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为国际资本入境投资提供便利，才能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持有意愿，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良好的循环体系构建完整的传导链条，从而为第一个建议中利用人民币国际化从根本上化解货币错配风险提供支撑。
3.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深层次发展，鼓励并支持国内各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所提供的资源整合平台，加强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商业存在和资产配置，有利于改善企业海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对称的局面，提升企业在全球进行经营管理和风险分散的能力。
4.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国内企业的融资便利程度，扩大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的比例，并通过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资产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在有效传导并释放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减轻境内外利差等价格扭曲造成的资源配置失衡。
5．增强企业主体的风险意识和风控能力，提升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化素养。防范微观企业的货币错配风险，最终还是要依靠企业的自我管理和主动化解。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内地企业过去将汇率风险转移到公共部门的操作不可持续，各大企业要正视并重视金融开放形势下境内外因素变动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强化宏观经济风险意识，结合各自企业的经营特征并充分利用金融开放和国内改革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便利性去主动管理企业的货币错配风险，提升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化素养。
（阅读原文，请到《中国知网》下载）
相关文章
用户评论
所有评论
他的文章 ( 177 )
资讯排行
- 48h
- 7天
专题推荐
more
第四届中国零售金融发展峰会(共15篇)
《陆家嘴》交流会第6期(共14篇)
2022第一届中国数字科技投融资峰会(共43篇)
2019年数字信用与风控年会(共15篇)
-
首页
-
评论
-
回顶部
游客
自律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