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科技竞速图谱:银行系、巨头系、创业系的深耕路径与难点
资讯 阿是 零壹财经 2019-12-17 阅读:5451
2019年12月13日,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指导,上海经济管理中心、零壹财经·零壹智库、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金融研究所、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上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洽谈会(以下简称“金洽会”)暨金融科技论坛在沪举行。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金融开放与科技赋能”,圆桌环节由上海经济管理中心副主任孟添主持,腾讯金融华东区的总监罗浩、建信金科战略专家王鑫然、信用算力CEO张建梁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功润参与了讨论。

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基因不同会带来怎样不同的落地方向?银行系、巨头系与创业系金融科技公司,各自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未来,金融科技公司的命运是什么?与监管、巨头、合作伙伴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落地:技术与商业竞赛
归根结底,金融科技的竞赛是技术的竞赛,也是商业的竞赛。用技术打通数据、场景和资金,不同基因的企业各显神通。
其中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一举一动备受市场关注,其巨大的体量与声量,自我变革过程中的阻力与张力,都具备新商业时代动人心魄的故事性,加上银行体系的“寡言”,其落子布局更令人好奇。
建信金融科技(以下简称建信金科)于2018年4月在上海开业,由建行体系内直属的7家开发中心和1家研发中心整体转制而来,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当中首家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
王鑫然介绍,目前建信金科有近5000人,从人才结构来看大多是技术、战略、业务等层面的行业专家。从业务形态来讲,如“智慧城市、区块链领域的应用都非常多。”
在市场化程度上,银行间没有全面的横向对比,但从内部视角来看“建信金科(市场化)力度非常大”,王鑫然表示。
银行体系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面对政府客户的时候,银行长期以来风险审慎的风格,多年经营的信誉,以及丰富的金融资源,都为其打开政府客户奠定了基础。
从建信金科的实践来看,王鑫然表示“更多地还是2G(政府)联动,在这个过程中希望有2B(企业)、2C(个人)的突破。”他分享了云南的智慧城市案例,建信金科通过与云南政府合作打造手机办事通政务平台。
与银行系不同,巨头系金融科技公司积累的C端优势与科技力量成为其重要的破局点。就腾讯FIT而言,罗浩认为“金融领域最好的科技向善是普惠金融”。他表示,目前大部分银行做中小微企业贷款的时候,90%都有抵押,或者利率比较高。腾讯结合生态内的大量流量、数据及技术优势,赋能金融机构,以科技向善助力普惠金融,让小微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监管对于金融和科技的界定越来越清晰,在过去一年,大量互联网系金融科技公司,改名去金融化,“哪些是金融公司来做,哪些是科技公司来做,以前是混在一起的,在2020年各自会剥离出来。”
除了银行系与巨头系,创业公司是金融科技赛道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这样足够广阔、层次分明的金融科技市场上,它们以相对灵活的姿态和相当敏锐的市场嗅觉,服务了大量金融机构。
张建梁介绍,信用算力定位在服务中小型银行,如城商行、农商行。他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中小行的核心痛点还是寻找优质资产。同时相比互联网巨头的流量、数据优势,大行的人才优势,中小行还面临着人才匮乏的困局。
目前信用算力主要为中小银行提供3项服务:第一个是连接场景的流量,帮助金融机构对接长尾流量,第二个是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进行大数据风控,来服务普惠人群和小微企业;第三个叫做大运营,帮助银行从市场到风险的统一协调,包括互联网思维的培训,从获客到活客,怎么样更好地去运营起来,从咨询到落地,全方位赋能。
挑战:合规之下,业务之上
基因决定了不同的落地路径,相同的是对于金融规律和监管合规的敬畏。问及当前面临着怎样的挑战,金融科技公司的业务负责人都提到了“合规”。有意思的是,“合规”与“合规”之间的挑战并不完全相同。
张建梁提出,在服务中小银行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城商行、农商行面临着严格的区域限制,要求服务本地,但对于中西部、东北的一些银行而言,本地的经济环境并没有那么好。他呼吁,“能不能给到一些相应的政策鼓励” 。同时,数据作为国家和产业层面重要的资产,针对数据共享,他也希望能够让持牌机构公平地共享。
腾讯也有自己的“烦恼”。体量、数据、流量上的优势,进入金融这样强监管、竞争激烈的行业,是一把双刃剑,大体量的金融科技公司得到了监管层更多的关注。罗浩表示,腾讯金融科技一直把合规放在第一位,只有坚持合规,金融科技才能健康发展。
未来:到B端去
2019年,注定是会记入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年。金融科技的野蛮生长在这一年被按下休止键。2019年9月6日,央行正式发布了《 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三年规划),这也是中国第一份针对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
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功润表示“三年规划” 反映了目前政策的审慎态度,三年是上层考虑周密的时间界定。因为科技领域日新月异,三年,足够让一个产业有规律地生长。用三年的时间,一方面给了产业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调试政策、不断改进的过程。
“定心之后才会有定力。”刘功润表示,这既是国家层面在这个时点推出规划的原因,也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他注意到金融科技产业是临港自贸区未来布局的重点,“这个新的强劲力量也会给上海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刘功润呼吁,各界要给金融科技创新一个包容的环境和适当的期待,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金融科技一线从业多年,罗浩表示,金融科技野蛮生长的阶段,不止留下了负面影响和全行业对于边界的思考,也让众多持牌机构尝到了应用金融科技的甜头。他以微粒贷与银行的合作为例,“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银行敢相信,凭借互联网数据(做风控)坏账率能控制在1%以内。过去对于这部分客户,银行要么抵押贷款,要么拒绝。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尝到了金融科技带来的便利,也最终实现了普惠金融。”基于这样的经验,罗浩认为未来持牌机构对于金融科技的投入会加大,金融科技大有可为。
罗浩同时提出,目前很多金融科技公司的盈利模式依然以C端为主,但随着监管边界的明晰,金融科技公司只能为持牌机构服务。“业务主体从2C转到2B的业务,这对金融科技公司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鑫然则分享了金融科技变革浪潮中未来银行的布局。他表示,把银行服务体系和产品开放出来,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银行希望与其他行业生态打造共同发展平台,比如说产业互联网,这也是政府提倡的,给中小企业融资非常重要的举措。
而在互联网巨头与大型银行之外,创业型金融科技公司也在寻找未来的方向。张建梁表示,密切关注上海临港正在筹备的金融科技试验田,希望能更好地服务中小行的金融科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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