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动能：原创或引进的螺旋循环 ——《经济发展五动能正循环与马太效应》之六

专栏推荐杨再平 · 2026-10-26 阅读：436

关键词：原创 科技 经济发展 马太效应

科技动能是五动能系统中的“加速器”。资金提供燃料，人才构成大脑，科技则把燃料与智力转化为生产力跃升。

作者介绍：
杨再平，经济学博士，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会理事、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文件综合处负责人、国务院整顿金融“三乱”工作小组联络员、亚太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中方金融市场专家、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调研员、全国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法规部副主任、巡视员、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发表过数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过《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市场论》《中国：以全球战略眼光看欧元》《效能观点：透视中国金融前沿问题》《中国唱不衰》《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最佳实践导论》等八部专著。

科技动能是五动能系统中的“加速器”。资金提供燃料，人才构成大脑，科技则把燃料与智力转化为生产力跃升。科技动能不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常规逻辑，而在长时期内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知识可被重复使用而不损耗，一项突破可同时惠及无数使用者，新知识又为下一轮突破提供更高起点。正因如此，科技成为五动能正循环中最具自我加速倾向的环节。

但科技加速螺旋在全球分布极不均衡。少数国家或地区能够持续原创产生或引进吸引越来越多科技成果，形成“科技成果积累—知识溢出—再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新兴产业—市场开辟—新一轮积累”的正反馈，并将其转化为持久优势；另一些国家或地区虽曾拥有可观技术基础或人才储备，却未能启动或维持这一循环，科技成果产出和吸引能力相对衰减，陷入“低水平研发—低转化率—低市场回报—更低研发投入”的锁定状态。本章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够不断原创产生或引进吸引越来越多科技成果，从而形成螺旋循环与马太效应，而另一些则不能？

本章的基本判断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通过原创还是引进，只要使科技成果的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就可能触发科技螺旋循环。标题中的“或”不是互斥的选择，不是“要么原创、要么引进、二者不能兼有”，而是说两条通道各自独立、皆可触发：原创通道以新知识、新原理的持续生产为起点，引进通道以外部科技成果的获取、吸收和再创新为起点；两条通道各有其触发条件，也各有其局限，并在螺旋的“再创新”环节相互转化。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主要走原创通道，也可以主要走引进通道，还可以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一条通道切换到另一条通道。并列的是“触发资格”，不是“功能等同”：原创是螺旋的规范起点，引进是后发经济体接入螺旋、积累吸收能力并逐步向原创攀升的重要路径。理解这两条通道的触发条件、运行机制及其相互转化，是回答本章核心问题的关键。

一、原创通道：以科技成果积累触发自我强化

以为起点，首先意味着科技螺旋的源头不在既有技术的推广应用，而在新知识、新原理、新架构的持续生产。技术自我强化植根于知识产品的两项属性。其一是非竞争性：一个定理、一种算法、一套芯片设计规则，可被无数主体同时使用而不损耗。罗默指出，正是这一属性使内生增长成为可能——研发产生的知识具有正外部性，使经济系统摆脱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束缚。其二是部分排他性：知识产权制度在有限期限内赋予创新者排他权，使其能捕获部分创新回报，从而为持续研发提供激励。非竞争性使技术具有扩散与溢出的天然倾向，部分排他性则使扩散不至于彻底消解创新激励。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技术进步“公地”与“私权”的动态平衡，也是原创通道得以持续产出的制度前提。

但这一组合并不自动保证原创通道在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能启动。原创通道的触发，需要科技成果的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所谓“数量”，不仅是专利和论文的绝对数，更包括研发投入的强度、研发人员的规模、技术领域的覆盖面；所谓“质量”，不仅是成果的科学价值，更包括成果之间的互补性、与本地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以及被本地吸收主体利用的可能性。低于这一临界规模，研发投入可能因规模不经济、人才瓶颈或转化障碍而难以产生可持续回报；达到这一临界规模，研发活动开始产生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知识存量越丰富，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越强；吸收能力越强，知识存量增长越快。

研发积累的累积性首先表现为投入的不可逆性与路径塑造效应。研发投入形成的是一套特定知识存量、技术能力和组织惯例。企业在某一技术轨道上持续投入，不仅增加知识库的“量”，更塑造其搜寻新问题的“方向”和识别新机会的“嗅觉”。早期在某一领域领先的主体，在后续相邻领域具有系统性认知优势。阿瑟关于路径依赖的分析揭示，由历史投入塑造的认知与能力结构，使技术演化呈现“锁定”特征：并非被锁定技术一定最优，而是偏离既有轨道的认知成本和组织成本随积累深度上升。

研发积累还表现为团队能力与组织记忆的不可迁移性。技术能力不仅存于专利文本和设备，更大量以默会知识形式存在于研发团队的协作惯例、实验技巧、失败经验和问题解决模式中。这些默会知识难以通过文本传递，只能在持续研发实践中代际积累。因此，一个深耕多年的团队相对于新进入者的优势，不止于专利数量，更在于难以复制的“知道如何做”的能力。这种能力积累具有强正反馈：越持续投入，越能积累默会知识；默会知识越丰富，研发效率越高；效率越高，越有资源持续投入。

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形成持续积累，有的不能？关键差异在于研发投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间断性的、项目制的研发投入，即便总量可观，也可能因无法形成连续知识积累和团队默契而难以跨越“一定数量与质量”的阈值。能持续产生原创科技成果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具备稳定的基础研究经费保障、长周期科研评价体系和对“失败”的制度性宽容；研发投入随经济周期或政治周期剧烈波动的经济体，则往往在知识积累连续性上断裂。团队能力的不可迁移性还意味着，一个地区一旦形成深耕多年的研发团队，便获得后来者难以短期复制的能力资产；而这种资产一旦通过人才外流、产业转移或机构裁撤而流失，特定技术轨道上的积累便可能迅速瓦解。

专利与知识溢出是从“私有研发投入”向“公共知识池”转化的关键环节。专利制度以有限排他权换取技术信息公开披露，每一项公开专利都成为后续研发者可利用的知识要素。杰菲、特拉伊滕贝格和亨德森的研究表明，专利引用具有显著空间本地化倾向：同一都市圈内专利相互引用概率远高于跨区域引用；知识溢出强度在小空间最高，并随距离衰减。这意味着，研发积累的自我强化并非均匀发生在“技术空间”，而是高度嵌套于“地理空间”。科技成果的“一定数量与质量”因此不仅是一个总量概念，也是一个空间密度概念：只有当某一空间范围内科技成果的密度达到足够高的水平，知识溢出的本地化效应才能抵消距离衰减，使新进入者以更低搜寻成本获取前沿知识，从而使集群成为原创科技持续产出的“引力中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居世界百强创新集群首位，北京和上海—苏州分别位列第四和第六，正是这种空间自我强化机制的中国体现。

知识溢出还有方向不对称性。科恩和莱文塔尔提出的“吸收能力”概念揭示，一个主体识别、消化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已有知识存量。知识溢出并非自动“涓滴”，而是有条件的“虹吸”：知识存量越丰富的主体，吸收外部知识能力越强；吸收能力越强，知识存量增长越快。科技正反馈由此呈现隐蔽极化倾向——研发领先者不仅是知识生产者，也是知识溢出最有效的接收者。这解释了为什么单纯技术引进或知识扩散政策往往不足以使后发地区启动科技螺旋：没有足够知识存量和吸收能力作基础，外部知识溢出难以被有效内化，引进技术只能停留在“使用”层面，无法转化为“再创新”的起点。

再研发闭环使原创通道的循环闭合。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与溢出，以三种方式回流到创新主体下一轮研发：专利披露信息降低相邻领域搜寻成本；专利组合成为可交易资产和可质押抵押品，使技术存量转化为研发流量；持续研发积累的“技术声誉”和“创新记录”，使创新者在争取政府资助、产业基金和风险资本时处于系统性有利位置。科创板数据提供了中国语境下的量化印证：截至2025年末，科创板公司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仅2025年新增发明专利超过2万项。这种强度的持续维持，是自我选择与自我强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能登陆科创板的企业，很大程度上正因其研发积累已跨越某一阈值；上市获得的资本补充，又使其能将研发强度维持在阈值之上。

这一闭环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形成，取决于该地是否具备将技术存量转化为研发流量的制度通道——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技术质押融资体系、以研发强度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准入规则，以及政府对持续研发的稳定支持。缺乏这些通道的经济体，即便拥有可观技术存量，也可能因无法将其转化为下一轮研发的“燃料”而中断原创通道的正反馈。原创通道的自我强化并非没有限度。研发投入与创新回报之间的正反馈存在显著阈值效应：只有研发强度跨越某一临界水平，正反馈才足以覆盖创新沉没成本与失败风险。阈值效应还有时间维度：研发回报往往存在三至五年甚至更长滞后期，缺乏耐心资本支持的企业常在回报兑现前因资金断裂退出。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跨越阈值、有的不能？差异往往不在研发投入“峰值”多高，而在“基线”多稳——建立了稳定基础研究经费机制、长周期科研资助体系和耐心资本供给的经济体，更可能使研发活动持续跨越阈值，使原创通道的科技成果积累达到触发螺旋循环所需的“一定数量与质量”。

二、引进通道：以技术吸收与再创新接入螺旋

原创并非启动科技螺旋的唯一通道。标题中的“或”首先意味着：对于后发国家或地区而言，引进科技成果——通过技术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国际研发合作等方式获取外部技术——同样可以成为接入螺旋循环的起点。引进与原创是并列的两种接入方式，各有其触发条件，也各有其局限。引进通道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不应被理解为原创的“次优替代”，而应被理解为后发经济体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有效且必要的螺旋接入方式。

引进通道的触发条件，首先在于引进技术的“质量”而非单纯“数量”。低水平、重复性的技术引进，即便数量庞大，也可能只是使本地生产停留在“使用”层面，无法形成技术能力的累积。真正能够触发螺旋的引进，是那些具有技术溢出潜力和能力建设效应的引进：它们使本地企业、研究机构和人才在消化吸收过程中积累起新的知识、技能和组织能力，从而为“再创新”奠定基础。技术引进的“质量”还取决于它与本地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匹配度：与本地产业需求脱节的引进，即便技术本身先进，也难以被有效吸收和利用。引进通道的“一定数量与质量”，因此不是指引进合同的数量或设备的先进程度，而是指引进活动能否在本地形成可累积、可扩散的技术能力。

引进通道的核心机制，是“吸收能力”的积累与“再创新”的启动。科恩和莱文塔尔意义上的吸收能力，并非静态的禀赋，而是可以通过研发投入、人才培训和“干中学”逐步积累的动态能力。后发经济体在引进技术的初期，吸收能力往往较低，引进的技术只能被有限地利用；但随着本地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人员的成长和产业配套的完善，吸收能力逐步提升，引进技术中的隐性知识被逐步解码和内化，本地企业开始能够对引进技术进行改进、改良和再设计。这一从“使用”到“模仿”再到“再创新”的递进，正是引进通道将外部科技成果转化为本地技术能力积累的过程。当这一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本地研发强度跨越阈值、技术人才形成规模、产业配套趋于完整、再创新活动开始产生可观的专利和产品——引进通道便与原创通道一样，触发了科技螺旋的自我强化。

东亚经济体的技术追赶经验为引进通道提供了经典印证。日本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结合“窗口指导”下的产业政策和企业层面的“干中学”，逐步从模仿走向改进，再走向自主创新；韩国在20世纪70至90年代通过技术引进、逆向工程和政府对研发的持续投入，在半导体、汽车、电子等领域完成了从“引进—模仿”到“再创新”的跃迁。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经验是：引进不是原创的替代品，而是吸收能力积累的一种高效方式；但引进本身不足以启动螺旋，只有当引进与本地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和产业配套形成正反馈时，引进的科技成果才能真正转化为螺旋循环的燃料。那些只引进、不消化、不再创新的经济体，往往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科技成果的积累始终无法跨越触发螺旋所需的“一定数量与质量”。

引进通道与原创通道并非互斥，而是在螺旋中相互转化。这正是标题中“或”的第二层含义：两条通道的并列不是静态的、一次性的选择，而是动态的、可转化的关系。后发经济体往往从引进通道起步，通过吸收能力的积累逐步向原创通道攀升；而原创能力较强的经济体，也需要通过引进和吸收外部知识来保持技术前沿的活力和多样性。两条通道的相互转化，在“再创新”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和改良，本身就是在积累原创能力；而当本地研发积累跨越阈值后，原本的“引进—吸收”关系便逐步转变为“原创—溢出”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从引进通道成功切换到原创通道，关键取决于其在引进过程中是否持续投资于吸收能力和研发能力。那些把引进视为“捷径”、忽视本地研发投入的经济体，即便短期内获得了可观的技术产品，也无法形成可持续的螺旋；而那些把引进视为“学习起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经济体，则可能在若干年后完成从“引进接入”到“原创驱动”的跃迁。

三、阈值触发：原创或引进何以启动螺旋

原创通道与引进通道的共同之处在于：科技成果的积累必须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才能触发螺旋循环。低于这一临界规模，科技成果只是零散的“点”，无法形成自我强化的“流”；达到这一临界规模，科技成果之间开始产生互补、溢出和反馈，螺旋循环才可能启动。这一判断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第一，知识溢出的密度效应。知识溢出具有空间本地化倾向，其强度取决于本地科技成果的密度。当某一空间范围内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达到足够水平时，研发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换频率上升，专利引用在本地“内循环”，新知识产生的速度因密度提升而加快。低于这一密度，知识溢出不足以抵消距离衰减，科技成果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互补和反馈，螺旋无法启动。这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引进几项先进技术”或“设立几个研发中心”往往不足以启动螺旋：零散的科技成果无法形成密度效应，必须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才能使本地知识池的溢出强度跨越触发螺旋的阈值。无论是原创还是引进，科技成果只有形成密度，才能相互激发、相互支撑。

第二，吸收能力的阈值效应。引进通道的触发，要求本地的吸收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吸收能力本身具有阈值效应：低于阈值时，外部知识溢出难以被有效内化，引进技术只能停留在“使用”层面；高于阈值时，吸收能力与知识存量之间形成正反馈，引进技术开始转化为“再创新”的起点。吸收能力的阈值，取决于本地研发投入的强度、技术人才的规模、产业配套的完整度和制度环境的包容性。后发经济体能否从引进通道启动螺旋，关键不在于引进了多少技术，而在于是否持续投资于吸收能力，使本地的科技成果积累跨越阈值。这也说明，原创通道与引进通道并非截然分开：引进通道要真正触发螺旋，本身就需要本地研发活动的配合；而本地研发活动的积累，又在为原创通道的形成创造条件。

第三，制度环境的催化效应。科技成果的积累能否触发螺旋，还取决于制度环境是否能够使创新者捕获其创新回报。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技术质押融资体系、以研发强度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准入规则，以及政府对持续研发的稳定支持，共同构成了将科技成果转化为螺旋燃料的制度通道。缺乏这些通道的经济体，即便科技成果的积累在数量上达到了阈值，也可能因创新收益无法回流到创新者手中而中断正反馈。制度环境的作用，是降低科技成果从“点”到“流”的转化成本，使“一定数量与质量”的科技成果——无论来自原创还是引进——能够真正触发螺旋，而非停留在零散的潜在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引进，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效果差异如此之大：制度环境决定了引进的技术能否被吸收、吸收的成果能否被再创新、再创新的收益能否被捕获。

四、李约瑟之谜：原创“锁定”与引进“解锁”

李约瑟之谜是本章核心问题在历史维度的经典表达：为什么有的文明能以原创科技为起点持续产生科技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持久经济优势，有的文明尽管知识存量丰厚却未能完成这一转化？它表明，原创通道的启动与持续并非知识积累的自动产物，而依赖一套使知识能持续转化为经济收益、社会地位和权力资源的制度与文化条件。条件存在时，原创通道“解锁”；条件缺失或被替代性激励压倒时，即便知识存量丰厚、技术成就辉煌，科技系统也可能从自我强化转向自我锁定。

第一种解释将锁定归因于发明“方式”的停滞，而非“能力”的匮乏。林毅夫指出，前现代社会技术发明主要以生产中的经验性试错为主，人口规模越大，产生偶然发现和渐进改进的概率越高。中国因人口众多，在这一发明方式上具有系统性优势。但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发明方式从“经验为主”转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可控制实验”，而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需要数学与实验能力的大规模培养。中国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取士核心，形成强大激励机制，将社会精英的注意力配置到经典文本研习上，而非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类“后天能力”的积累上。用科技螺旋的语言表述：经验性发明时代的“研发积累—技术产出”回路是闭合的，但这一回路积累的知识类型和能力结构，无法自动过渡到实验性发明时代所需的另一种知识类型和能力结构。技术自我强化在一种范式内达到极高水准，恰恰因为这种高水平，向新范式的转换反而被延迟。

第二种解释指向“高水平均衡陷阱”揭示的需求侧与要素价格机制。伊懋可等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把技术与要素组合推到极为精致的程度，维持了相对较高生存水平，但也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和劳动力极度充裕、廉价。当劳动力如此便宜时，任何“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都缺乏经济吸引力。科技正反馈在这里被要素禀赋结构阻断：技术创新的潜在供给或许存在，但有效需求不足，创新无法获得足够市场回报支撑下一轮投入。

第三种解释将锁定定位在“创新收益的制度性剥夺”上。莫基尔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时强调，社会必须认识到“有用知识”具有应用价值，必须有将科学原理转化为产品和流程的工匠与工程师群体，必须有允许思想自由发展且既得利益集团无权阻止变革的制度环境。反观中国，大一统集权体制在维持长期稳定的同时，形成对独立创新收益的系统性压制：商业财富积累面临政治权力任意汲取风险，技术发明难以获得类似专利制度的排他性收益保障，创新者无法可靠地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权力和社会地位。其核心洞见与科技螺旋逻辑高度吻合：专利与知识溢出回路的闭合，要求创新者能捕获部分创新回报；当这一捕获机制缺失时，“研发—溢出—再研发”循环无法在创新主体层面闭合，知识生产便失去持续经济动力。

李约瑟之谜的理论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原创通道的“锁定”并非例外，而是与“解锁”同样需要解释的状态。技术领先本身不保证持续领先，知识存量不自动转化为知识流量。从原创科技到新兴产业的加速螺旋，需要一套使研发投入获得回报、创新者保有收益、新知识进入生产和市场循环的制度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李约瑟之谜的“后来者加速”一面提示了科技马太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欧洲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后的迅速领先，不是在既有技术轨道上对中国的线性追赶，而是在发明方式本身发生范式转换后，在新轨道上建立新的正反馈。科技维度最深的极化机制不是既有轨道上的“快与慢”，而是范式转换时刻的“先与后”。范式稳定期，领先者优势通过研发复利、专利壁垒和标准锁定持续累积；范式转换期，既有优势可能被重置，新领先者可能从先前看似“落后”的位置崛起。对后发国家或地区而言，这恰恰意味着引进通道的战略价值：通过引进和吸收，在范式转换窗口到来之前积累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从而在窗口打开时实现“更早跃迁”。引进通道的存在，使后发经济体不必等到原创能力完全成熟才接入螺旋；它可以在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积累科技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逐步逼近触发螺旋的阈值，并在条件成熟时向原创通道切换。

五、从科技成果到新兴产业：转化与产业化的加速通道

无论通过原创通道还是引进通道，科技成果的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只是螺旋启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科技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新兴产业，还取决于转化链条的完整性和通畅程度。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持续原创产生或引进吸引科技成果并转化为新兴产业优势，有的不能？答案不仅在研发能力差异，更在转化链条的完整性和通畅程度。一个经济体可在研发或引进环节表现优异，却在转化环节因制度摩擦、专业化服务缺失或风险分担不足而大量损失成果的经济价值；另一个经济体可能原创能力有限，却凭高效转化体系和强大产业化能力，把外部成果吸引进来并转化为本地新兴产业优势。

原创科技成果是螺旋的源头活水，但“原创”区别于对既有技术路线的渐进改进和跟随模仿，指在基础原理、核心技术架构或关键材料体系上取得从无到有的突破。原创成果产出高度依赖基础研究持续投入。基础研究以探索自然规律和原理性机制为目标，不预设直接应用场景，成果形态往往是论文、原理样机或实验数据。然而正是这种“无用之用”，构成技术突破最深层的知识基础：量子力学为半导体产业奠定原理基础，DNA双螺旋结构为生物技术开辟道路，图灵机理论为计算机科学提供逻辑框架。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时间差可能长达数十年，使其投入具有极强外溢性和长周期性。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持续产出原创成果？关键在于建立了使基础研究长期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设施：稳定的公共研发经费、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研究资助机制、容忍失败和鼓励探索的学术文化，以及连接基础研究与应用需求的“桥梁”机构。

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刻画基础研究成果与商业化产品之间的巨大落差。从技术成熟度看，基础研究通常处于TRL 1—3阶段，可商业化产品需达到TRL 7—9阶段。中间TRL 4—6阶段——技术原型的工程化验证、中试放大和首台套应用——恰是风险最高、资金需求最大、市场化激励最弱的环节。此时技术不确定性尚未消除，商业前景尚不明朗，私人资本缺乏足够激励介入；公共财政科研资助通常止步于基础研究，对工程化和中试覆盖有限。“死亡之谷”的本质，是创新链条上公共品供给与私人品供给之间的制度性断层。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跨越这一断层、有的不能？差异在于是否建立系统性转化机制，把转化环节从“科研管理的附属事项”提升为“创新链条的独立环节”，并配置专门制度资源、资金渠道和专业人才。这一断层对引进通道同样构成障碍：引进的技术若不能完成从“使用”到“再创新”的转化，同样会停留在“死亡之谷”的此岸。

跨越“死亡之谷”需要系统性转化机制。概念验证中心在基础研究成果与商业化开发之间架桥，通过小额资助和专业化指导，帮助科研人员完成技术可行性初步验证和商业前景初步评估。中试基地聚焦工程化放大，通过共享化中试设备和工艺开发平台，帮助创新者跨越从实验室克级合成到公斤级、吨级生产的“放大鸿沟”。技术经理人制度弥补科研人员在商业运营和市场对接上的能力短板，以专业化服务把技术语言“翻译”为商业语言，把实验室成果“包装”为可投资、可交易的技术资产。首台套应用场景政策通过政府采购和示范应用，为新技术产品首次商业化提供初始市场。这些机制的发育程度，直接决定成果转化效率，也决定科技成果的积累能否真正转化为螺旋循环的燃料。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率长期徘徊在10%—15%，远低于美国高校约50%的水平。差距根源不在科研人员创新能力不足，而在转化链条的制度性摩擦：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对成果转化激励不足，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仍处发育阶段。近年来，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转化尽职免责机制、“先使用后付费”等制度创新逐步推开，核心逻辑都是降低转化环节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创新者能从成果商业化中获得可预期回报。

产业化是螺旋从“技术验证”走向“新兴产业”的跃迁。产业化本质是把技术可行性转化为经济可行性，把原理上的可能转化为商业上的可持续。其核心机制是学习曲线效应与规模经济的正反馈耦合。新产品开始规模化生产后，随着累计产量增加，单位成本沿学习曲线持续下降：工人操作日益熟练，工艺参数不断优化，良品率提升，供应链配套完善。成本下降使价格下降，价格下降扩大市场可及性，市场扩大又推动累计产量增加，开启下一轮成本下降。这一“产量—成本—市场—产量”循环是产业化正反馈的经典形态。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典型体现：从早期政策驱动和小规模示范，到年产量突破1600万辆、国内销量占比超过50%，成本下降与市场扩张之间的正反馈发挥关键作用。产业化正反馈启动需要跨越临界规模门槛。累计产量未达临界规模前，单位成本居高不下，价格难以被主流市场接受，产业化可能长期停留在“示范”阶段。跨越门槛往往需要外部助推：政府采购和补贴创造初始市场，基础设施超前投资降低用户使用成本，标准体系建立降低供应链协调成本。外部助推的本质，是以公共资源弥补产业化早期私人市场激励不足，帮助产业跨越临界规模、进入学习曲线自运行区间。

产业化另一关键特征是供应链协同演化。从科技成果到新兴产业，从来不是单一产品规模化制造，而是一整套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和成熟。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牵动电池材料、电机电控、充电设施、电网改造、售后服务体系等整条产业链协同升级；半导体产业化依赖光刻设备、EDA工具、材料供应、封装测试等数十环节的全球分工与紧密协作。供应链协同演化具有强路径依赖：一旦某一环节供应商围绕特定技术路线形成专用性投资，技术路线转换成本便随供应链成熟而上升。产业化不仅是在既有路线上“做大规模”，同时也在锁定技术路线——率先完成产业化的路线，因供应链成熟和成本下降获得持久竞争优势。这解释了为什么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新兴产业集聚具有强烈地理集中倾向：一旦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产业形成完整供应链生态，便对全球科技成果产生强大“产业化引力”——创新者愿意把技术带到那里转化和制造，因为那里有最成熟供应链、最熟练劳动力和最大市场。新兴产业正是在这种“科技成果—成果转化—产业化—供应链成熟—更大规模产业化”的正反馈中，从既有产业结构边缘成长为新的结构性力量，并反过来为科技成果的积累提供更大的市场基数和利润回流。

六、科技拉动资金、赋能产业、拓展市场

以原创或引进为起点的螺旋循环，不能仅靠研发系统内部资源循环维持。研发强度持续攀升、跨越“死亡之谷”、技术范式转换期的巨量固定资产投入，都要求外部资本系统性介入。科技拉动资金的核心机制，在于技术领先地位所蕴含的超额回报预期改变资本的风险—收益计算，使资本从“回避不确定性”转向“为不确定性定价”。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吸引越来越多科技资本、有的不能？答案在于是否建立使资本能把技术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制度形式——风险投资、股权融资、组合投资和退出通道。传统银行信贷逻辑中，不确定性是融资障碍：没有稳定现金流、没有充足抵押物、没有可验证商业模式，信贷便无从发生。科技创新早期阶段恰在这些维度上“不合格”。风险资本和股权融资以不同方式处理不确定性：不要求企业当前盈利，而以组合投资分散个体项目失败风险，以少数成功项目超高回报覆盖大多数项目损失。这一“幂律分布”收益结构，使资本把科技创新中的不确定性从“需要规避的风险”转化为“可以定价的期权”。风险投资生态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硅谷、波士顿、伦敦、深圳、北京——之所以能持续吸引科技资本，正因建立了使资本以制度化方式承担风险、分散风险和退出获利的完整生态。

技术领先地位持续吸引资本，是因为它向资本市场传递难以伪造的信号：技术壁垒可验证性、未来现金流的期权价值、标准与生态的锁定租金。当代美国科技巨头资本支出呈现极端形态：微软、亚马逊、Meta和Alphabet四家“超大规模企业”2025年合计资本支出预计达3500亿美元，主要用于数据中心、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高盛估计到2030年全球AI相关基础设施支出可能达4万亿美元。当技术领先者市场地位被视为不可替代时，资本不再以“回报是否已经实现”为投资前提，而以“不参与是否会永久丧失位置”为决策依据。科技拉动资金的正反馈在平台竞争中转化为以资本支出为武器的“军备竞赛”。其地理含义是：科技资本高度集中于少数能提供“确定性叙事”的技术中心，因为这些中心拥有最密集技术信号、最成熟退出通道和最可信的“不参与就出局”的竞争压力。但科技拉动资金并非没有边界。当估值隐含的回报预期远超技术实际能产生的现金流时，正反馈便从“加速器”变为“泡沫发生器”。须严格“价值创造”与“价值捕获”：AI无疑在创造巨大社会价值，但这些价值是否回流到当前投资企业仍远未确定。

科技赋能产业的关键一跃，发生在技术被产业吸收并转化为生产率提升之时。熊彼特以“创造性破坏”概括：真正推动增长的创新不是对既有产品的边际改进，而是新组合对旧结构的替代。科技赋能产业的正反馈内嵌于“破坏”与“创造”的辩证关系：新技术扩散以旧产业收缩为条件，旧产业释放的资源又成为新兴产业扩张的燃料。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持续把科技成果转化为新兴产业优势、有的不能？差异不仅在技术能力，更在产业吸收能力——既有产业体系对新技术的承接、消化和再创造能力，以及使这种能力持续升级的制度环境。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函数本身。近年AI与生产率研究提供审慎证据：一方面，有研究估计AI驱动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达普通专利的40倍；另一方面，阿西莫格鲁等宏观测算显示，AI过去十年对TFP增长贡献约0.66%，未来十年预期贡献甚至更低。表面矛盾揭示通用目的技术的生产率效应具有显著时滞与结构性异质性。能更快把通用目的技术转化为生产率提升的国家或地区，通常拥有更强组织学习能力、更灵活劳动力市场和更密集的产业—技术互动界面。

技术突破催生的往往不是既有产品的“更好版本”，而是此前不存在的产品类别和价值环节。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民用无人机产量增长37.3%，工业机器人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这些数字反映一整套新产业活动正从既有产业结构边缘成长为新的结构性力量。中国“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尤为清晰：中国生产全球约80%的太阳能电池、70%的风力涡轮机和锂电池。这些新兴产业能在较短时间内从“追赶”到“规模领先”，关键在于形成技术—产业—市场的本土正反馈：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技术迭代提供足够需求基数和试错空间；大规模制造经验反过来加速成本下降和工艺改进；成本下降又扩大市场可及性。其对本章核心问题的含义是：后发经济体可通过在产业化环节建立强大正反馈，形成对全球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引力”，在螺旋的特定环节切入并占据优势——尽管这不自动等同于在起点环节的原创领先，但它为从“制造节点”向“原创起点”的攀升提供了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

科技拓展市场的正反馈之所以能持续加速而不因市场饱和停滞，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并非仅在既定需求空间争夺份额，而是不断开辟此前不存在的需求空间。新兴产业正是这种需求空间开辟的组织形态。创新产品通过降低使用成本把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通过创造新“场景”创造新需求类别，并通过需求创造与研发回流的闭合，为下一轮研发提供利润和用户数据/使用场景两个关键投入。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持续从创新产品中开辟新需求空间、催生新兴产业、有的不能？答案在于市场规模、需求结构和创新生态的互动：超大规模市场提供足够需求基数和试错空间，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需求结构提供付费意愿和反馈信号，密集创新生态使新产品快速迭代、快速扩散。数字平台经济是集中体现。平台核心经济属性是双边网络效应：一侧参与者数量增加提升另一侧从平台获得的价值。当平台跨越某一临界规模，用户—开发者—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正反馈进入自我加速状态。苹果App Store是教科书案例：全球超过3600万注册开发者和超过10亿用户形成双边网络效应，使iOS生态在用户份额仅约28%的情况下，贡献应用商店行业超过三分之二营收。不对称营收分布并非因为iOS用户“人数更多”，而是双边网络效应在特定用户质量、付费意愿和开发者预期结构下被高强度激活。

然而，科技拓展市场的正反馈正是科技马太效应最集中的显现。网络效应造就的市场结构具有强烈“赢者通吃”倾向：一旦某一平台或技术标准跨越临界规模，后来者即使提供技术更优替代方案，也难克服既有网络构成的转换成本。Wintel联盟是经典注脚：英特尔提供芯片、微软提供操作系统，二者通过升级循环把全球PC制造商锁定为低利润“商品组装者”，平台所有者则对每台售出PC收取“通行费”。科技拓展市场在创造新需求、催生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市场权力结构。其空间含义是：掌握平台和标准的经济体能对全球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和利润分配施加持续影响，而主要作为“市场”而非“规则制定者”参与其中的经济体，则处于相对从属位置。

七、案例：ICT产业原创或引进的双通道螺旋

ICT产业六十余年演化史为原创或引进的双通道螺旋提供了最完整经验标本。这一历史可理解为技术正反馈在三个相互衔接层面的连续展开；每一层面都为本章核心问题提供清晰比较样本：螺旋的“起点”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地区，而这些起点的分布随技术范式转换而重新洗牌，后发者则通过引进通道在特定环节切入并逐步向原创攀升。

第一层面：Wintel架构与PC时代的平台锁定。1980年代前计算机产业高度碎片化。Wintel联盟以“开放式生产体系+兼容性+相互捆绑”策略，在碎片化产业中强行植入稳定技术标准。其正反馈精妙之处在于，把两个互补性垄断环节——英特尔处理器架构和微软操作系统——耦合成自我强化升级循环：操作系统每次功能扩展消耗更多计算资源，为新一代芯片创造需求；新一代芯片提供的性能余量，又为操作系统进一步复杂化提供空间。地理上，PC时代以原创科技为起点的螺旋高度集中于美国——英特尔和微软总部、风险资本聚集地、大学—产业界面密集互动，共同构成使科技成果持续原创、转化和产业化的生态系统；其他经济体即便在制造环节形成强大产业能力，也主要在这一美国主导的螺旋中扮演“制造节点”而非“起点”或“规则制定者”。东亚经济体在这一阶段通过引进设备、技术许可和OEM合作，积累了大量制造能力和工程能力，为后续向移动生态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攀升奠定了吸收能力基础。

第二层面：移动生态与双边网络效应极化。智能手机时代把技术正反馈从“硬件—软件”纵向耦合推进到“平台—开发者—用户”双边网络效应。iOS和Android竞争本质不是操作系统技术性能之争，而是开发者预期与用户基数之间的正反馈速度之争。结果并非“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形成两个各自具有强正反馈惯性的生态极。但正反馈强度在两者间并不对称：iOS以约28%全球用户份额贡献行业超过三分之二营收。技术正反馈造就的集中，不一定表现为用户数量绝对垄断，而可能表现为价值捕获能力的结构性不对称。地理上，移动生态正反馈同样高度集中于硅谷、深圳、北京等少数创新中心——它们同时具备技术能力、资本供给、市场规模和开发者社区密度。深圳的崛起尤为典型地体现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通道逻辑：从早期为国际品牌代工，到引进消化通信设备和智能终端技术，再到、腾讯、大疆等企业在通信、互联网和无人机领域形成原创能力，深圳完成了从“制造节点”向“创新中心”的攀升，其科技成果的积累在数量和质量上跨越了触发螺旋的阈值。这正是标题中“或”所强调的：后发者可以通过引进通道接入螺旋，并逐步向原创通道切换。

第三层面：AI基础设施与“资本—技术”复合正反馈。当前AI竞赛把科技正反馈推向新阶段：竞争核心从“产品层面的网络效应”上移至“基础设施层面的算力—数据—模型”循环。大规模AI模型训练和推理需要巨量算力，算力投入规模直接影响模型能力上限；更强模型吸引更多用户和开发者，产生更多数据，数据又反过来改进模型。每一环节都以资本支出为前提，使科技正反馈与资金正反馈深度纠缠。四家美国超大规模企业2025年合计3500亿美元资本支出计划，以及全球AI基础设施支出到2030年可能达4万亿美元的预期，正反映这一复合正反馈强度。AI基础设施正反馈的地理集中程度甚至超过PC和移动时代——算力、数据、模型和资本相互强化，使少数拥有超大规模企业、先进芯片供应链和丰富应用场景的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AI创新“引力中心”，也使这些地区更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原创科技起点的所在地。

ICT产业三层面演化共同呈现原创或引进双通道螺旋的核心特征：技术正反馈每次升级，都伴随“作用单元”扩大和“作用速度”提升。PC时代以产品代际为周期（数年），移动生态以应用迭代和用户增长为周期（数月），AI时代以模型训练和算力部署为周期（数周至数月）。这对后发者构成严峻挑战：正反馈速度越快、作用单元越大，后来者追赶窗口期越短，领先者锁定优势能力越强。但ICT产业史同时也是正反馈的“创造性破坏”史。Wintel联盟在PC时代建立近乎不可挑战的统治地位，却在移动计算和云计算范式转换中失去对下一代平台的定义权；曾主导手机市场的诺基亚和黑莓，在iOS和Android双边网络效应前迅速边缘化。科技马太效应因此呈现与资金、人才维度不同的时间结构：它可在技术范式内部极端强化，也会在范式转换“临界点”被重置。对后发国家或地区而言，追赶机会不仅在沿既有技术轨道“更快学习”，更在识别和抓住范式转换窗口“更早跃迁”——这要求它们在基础研究、转化机制和产业化能力上同时布局，既通过引进通道积累吸收能力，又为原创通道的起点产生创造条件。

本文围绕“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不断原创产生或引进吸引越来越多科技成果，从而形成螺旋循环与马太效应”展开。基本结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通过原创还是引进，只要使科技成果的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就可能触发科技螺旋循环。标题中的“或”，强调的是两条通道各自独立、皆可触发，而非互斥的选择；并列的是“触发资格”，而非“功能等同”。原创通道依赖研发投入持续跨越阈值、创新收益能够被捕获、知识溢出能够被本地吸收；引进通道依赖吸收能力的积累和“再创新”的启动，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引进技术能否与本地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和产业配套形成正反馈。两条通道并非互斥，而是在螺旋中相互转化：后发经济体往往从引进通道起步，通过吸收能力的积累逐步向原创通道攀升；而原创能力较强的经济体，也需要通过引进和吸收外部知识来保持技术前沿的活力。原创科技成果的增加、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构成螺旋从“知识生产”走向“新兴产业”的必经链条，而这一链条的宽度和通畅程度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差异巨大；科技拉动资金、赋能产业和拓展市场，分别从资本、产业和需求三个维度强化螺旋的空间集中；科技极化并非静态、不可逆的“固化”，而是在范式稳定期持续加深、在范式转换期可能被剧烈重组的动态过程。对后发国家或地区而言，追赶机会不仅在沿既有技术轨道“更快学习”，更在识别和抓住范式转换窗口“更早跃迁”——这要求它们在基础研究、转化机制和产业化能力上同时布局，既通过引进通道积累吸收能力，又为原创通道的起点产生创造条件。科技政策的核心任务，因此不是简单增加研发投入或单纯扩大技术引进，而是系统建设使科技成果的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与质量”并触发螺旋循环的制度基础设施——稳定的基础研究支持、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有耐心的资本供给、有吸收能力的产业体系，以及能使创新产品快速获得市场反馈并成长为新兴产业的需求环境。唯有如此，原创或引进才能从两条各自独立的通道，汇合成螺旋上升的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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