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如何看待数字经济时代全球金融市场的首次暴跌

观点于百程零壹财经 2020-03-16 阅读：3565

关键词：于百程 数字经济 全球金融市场 新基建 资产泡沫

危机中市场刺激政策总是在不断失效，同时也在不断变化。

进入2020年3月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剧烈震荡，美股一周两度熔断蒸发3万亿美元，国际原油价格一度跌破30美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大部分地区，开年以来的“黑天鹅”事件接连发生。面对当前局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未来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继续前行？

3月13日，数字资产研究院、零壹财经·零壹智库以“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为主题，联合举办了线上闭门研讨会。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数字资产研究院理事长、梧桐树资本董事局主席黄江南，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陈达飞，零壹财经创始人、数字资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柏亮，零壹财经合伙人、副总裁、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等人就当前全球面临的危机发表了各自观点。

于百程在会上发布了零壹智库和数字资产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报告——《全球金融市场暴跌启示：金融与科技视角》。

于百程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大暴跌，足以载入暴跌的历史记录。巴菲特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这次市场不像2008年（次贷危机）或1987年（金融恐慌）那么糟糕。”2008年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最终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而1987年的经济恐慌，导致道指下跌508.32点，跌幅达22.62%，银行破产、工厂倒闭、企业大量裁员，但是当时美国经济保持着比较高速的增长，股市暴跌引发的金融恐慌并没有导致全面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目前更像金融恐慌而非经济危机，并且已经呈现出四个特征：

1、新冠疫情全球扩散和石油战的偶发因素叠加，导致了此次全球性资本市场暴跌，是事件驱动型熊市；

2、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引发暴跌的必然因素，并未出现以往经济危机中大机构破产情况；

3、全球主要股市基本都处于历史高位；

4、金融市场的快速崩溃，以及疫情导致的经济活动停滞，将引发连锁反应，需进一步观察实际影响程度。

从全球资本市场看，中国股市在春节后率先下跌，对国际市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随着国内疫情稳定，均已逐步企稳回复到疫情前水平。从2月24日起，全球资本市场开始大跌，跌幅在20%-30%左右，超过中国。

中国市场2月24日之后表现较其他国家资本市场比较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过去一周内出现两次熔断，这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历史上一共出现3次熔断，1997年出现了第一次熔断，另外两次熔断都出现在过去一周。

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VIX恐慌指数看，3月12日市场恐慌指数为76.8，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第二高，但这次恐慌指数攀升速度却是最快的。

把美国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拉到最长来看，对比2008年次贷危机，当时整个下跌状态持续15个月，累计跌幅50%。而这一次下跌，过去两个月的跌幅就已经达到25%，震荡非常剧烈，而且整个状态还没有走完，并且仍不清楚是不是已经触及底部。

再看一些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的情况。时间线拉长后发现，在暴跌之前，英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基本上都处于历史高点或十年高点附近。

美国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巨大。零壹智库选取了标普500市值最大的20只公司进行观察，基本上表现比较一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市值缩水。相较而言，医疗、日常消费、电信等相关企业相对稳定，这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消费市场目前相对稳定。

如果以标普500所有企业作为样本并进行行业分类统计，目息技术相关企业的市值占比最大，但受股市下跌影响最大的主要集中在能源、金融、可选消费和材料等板块，平均跌幅都超过30%。

从单日跌幅5%的次数看，相较工业时代（1941-1999年）在60年内仅发生8次，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0年（2000-2020年）越发频繁。这20年也是从1896年开始，除去1929年大萧条时期外单日跌幅超过5%最频繁的时期。

于百程认为，金融市场的恐慌都有其对预期悲观的合理性，比如此次疫情的影响。但在尚未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的时候就出现了如此大的跌幅，我们从金融或者科技的角度去看，是不是存在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的剧烈波动？这需要去做分析和思考。

首先，金融化或者证券化使得资产越来越集中。集中化会导致整个市场比较容易受到金融业态影响，是否会因此导致市场自身的脆弱性增加？其次，数字化使得金融交易非常便利，同时程序化交易会导致迅速跌破止损位，会不会也是导致市场波动性增加的因素？再者，此次金融市场的恐慌会不会导致进一步资产泡沫或者隐形杠杆问题的暴露？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不排除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毕竟在危机过程中，一种风险的暴露可能会催发另外一种风险。

针对这次全球股市暴跌导致的金融恐慌，于百程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和新的认知。他表示，上世纪30年代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增长，70年代靠里根和撒切尔的供给侧改革，到2008年发展为量化宽松和中国政府4万亿刺激市场，危机中市场刺激政策总是在不断失效，同时也在不断变化。

如今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刺激政策呢？传统经济依赖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但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要做的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现数字科技的创新需求。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每次刺激政策就是在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并通过经济刺激政策让这些需求更好地带动经济发展。

另外，我们要学会理解新的资本市场形态。我们一直在研究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时代会产生大量的数字资产。这些数字资产产生的新型资本市场，和传统资本市场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现有的交易机制和交易平台，由于受交易机制和制度等限制，并不能很好的保障数字资产交易，未来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

最后，于百程对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总结。他表示，市场总归会回来的。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率先爆发，但目前来看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中国采取的有效措施也能够为全球抗击疫情起到样本示范作用。

中国此前在数字经济方面在全球就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的数字化经济进一步发展，线上化业务很好地扭转了经济局面，并且解决了不少原来传统业务模式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正在发挥财政政策优势，布局未来的新基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数字化经济能力。所谓的新基建，是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也符合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趋势。

疫情也在考验全球供应链的构建能力，中国有望借势优化产业结构和供应链。从贸易摩擦等趋势看，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中长期去全球化的过程，相对会更加保守。此外，数字科技企业在这一轮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具有了国际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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