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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经济数据说明什么?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 | 零壹读书会05期

资讯 楚济慈 · 零壹财经专栏 2023-05-26 阅读:3411

关键词:零壹读书会中国经济未来方向政府和市场经济建设

《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包括未来潜在增长的独创性的看法和观点。
作者 | 楚济慈 来源 | 零壹财经专栏​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在这一进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地寻找创新理论来解释过去、现在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演进方向。宗良老师的创新专著《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就是这一探索的重要结晶,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地著作。

2023年5月14日,“零壹读书会05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在北京举办,书籍作者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世界金融论坛高级研究员宗良,与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吴丹,零壹智库CEO柏亮,共同围绕书籍探讨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以及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中国实践。
 
零壹智库CEO柏亮表示,宗良博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包括未来潜在增长的一些独创性的看法和观点,而且形成了非常有效的理论模型。祝愿宗老师这本书最后能够实现弗里德曼的预言。
 
 
01
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
基于理论模型视角
 
《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以中国故事为主线,通过赋予权重对市场与政府作用理论进行整合,构建了统一的理性综合经济学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目标与政策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经济增长理论、政府与市场作用平衡点等进行了统一逻辑的分析。

读书会上,本书作者、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世界金融论坛高级研究员宗良,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中国故事,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模型与数理升华,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变革的前景这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学理论创新与中国故事的经济学理论突围。
 
 
1、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中国故事

经济学理论可以说是华美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如何简单清晰地把握理论的框架和逻辑,宗良建议从三个角度来思考。他说,综合来看,经济学理论大厦看似复杂其实无外乎就几个事:一个关系、两只手再加一个假设。

(1)把握住一个关系,即市场与政府关系。

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理论学派林立,焦点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家普遍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只是不同时期对立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名著都体现了这一点。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表达:“政府与市场”关系,可谓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见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图: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理论演变图景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有时候政府作用更大,有时候市场作用更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十分强调市场经济,所以政府作用很有限,但现在经常采取制裁手段,这种制裁本身就是政府干预,如果把它纳入市场是不合理的,反映其市场经济化程度正明显减弱。

(2)究竟有几只手,怎样用手比较好?

第二个是究竟有几只手?西方从亚当·斯密开始,100多年天天喊着“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到100多年后,凯恩斯才说还有个“看得见的手”。实际上只是因为在说这只手的时候往往不说另外一只手了。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还调侃道:经济学没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

究竟有几只手?两只手是独立作用,还是一只手辅助另一只手?中国故事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有两只手,是各自独立发挥作用,“两只手”也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结合并走向统一的关系。

(3)没人能找到正例的一个假设

我们给出两个命题: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正确的、合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不正确的、不合理的?请从归纳法的视角举出正例和反例。但是你会发现,作为西方经济学核心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居然连一个正例都举不出,都是反例。反而是它的另一面符合逻辑。一个正例都找不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不免让人担忧。

荒岛上有两种选择:吃的食物和大量金银财宝,但一段时间内大概率无法离开,如没吃的,很可能失去生命,选择要吃的和选择要金银财宝的,哪个接近算是理性经济人?马克思当年说得好,“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那就是说,如果真是理性经济人应该是哪一种状况,应该就是那个不要命的,只要是为了这些金银财宝坚决不吃食物,争取能有一点机会跑掉,将来把大量的银钱财宝据为己有。

上述假设非常特殊,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中国是如何做的,是如何破解相关难题的?宗良指出,中国故事提供了理解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钥匙。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2015年习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实际上,习总书记给新时代经济学家们出了一道题,这道题看着是一道题但是又指出了这道题破解的办法:政府与市场的结合。2022年,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第四部分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思想。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经验也是重大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同时也要求研究范式变革。

中国故事不仅提供了理解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钥匙,还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近10%,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以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质、量、速度的有机统一,持续多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从加入WTO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

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1910-2013)曾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宗良表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已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比如,萨缪尔森说:“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中国可以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间的道路或称为第三条道路”。

克鲁格曼说:“要接受市场的不完美,也要接受精巧的大统一的经济学还在天边的现实”,也就是要接受市场的不完美和经济学理论走向统一。

哈克说:“20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稳定要归功于政府干预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因此,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是要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平衡点”。

中国的经济学家以林毅夫教授和李稻葵教授为例,都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林毅夫表示,新结构经济学是现实中一国超越另一国实践的理论升华,强调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李稻葵说:“提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概念,旨在深入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模型探索与数理升华

我们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上升到理论模型和数学表述的高度进行表述。通过赋予相应的权重确定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大小,得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
 
 
为简便起见,我们给出了具体形式,没有用一般市场形式,但不影响分析。从本质上说,理性综合思维改变了以往经济理论仅基于纯市场经济的前提,是重大的思路创新,体现了明显的理性综合特征,我们将基于这一模型的理论表述称为“理性综合经济学”。

构建出模型最核心的角度在于说清楚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精细化,即说清楚各自职责,谁干了什么,哪些是谁干的,这么一来就能说清楚这个关系。从转型视角看,政府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也就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可大幅度释放生产力,推进第一部分(无政府干预下潜在增长率)的明显提升。

中国哪一个地方做的最厉害?宗良表示,宏观调控方面是中国做的最好的地方。中国实践中的宏观调控与凯恩斯仅考虑有效需求不同,不再是短期的,统筹考虑了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了短期与长期的统一。就宏观调控目标来看,凯恩斯理论给出了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但这些目标都源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无法体现供给侧结构的调整,覆盖的是不全的。

实际上,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它的目标调整了。比如,仅用通货膨胀指标,难以反映金融稳定和守住风险的底线,当前央行实施的“双支柱”政策就是具体体现。

因此,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可以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统筹考虑供求两端,较好选择是:经济增长、结构优化、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理论是一个集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的调控体系,二者贯穿始终,但根据经济中总量与结构问题的突出程度而侧重点不同。

这种逻辑也可解释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应模型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单一思维,公式为:
 
 
与凯恩斯理论强调有效需求类似,重点从供给侧出发进行分析,理论上分析供给侧改革带来的重大变化。

二是综合思维,基于公式,差异在于是从供给和总需求综合平衡视角,系系统性思维。此阶段周期性问题相对较小,而结构性矛盾突出,重点解决结构性问题。
 
 
我国运用时总体属于既有综合思维,但也存在明显的单一思维情况。综合思维不仅可以解决今天的问题,还可明确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后的政策走向。

为了验证理论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根据美国的数据,在1925年之前基本上是一条很平滑、略微有一点斜的线,但是之后开始不断的变陡,因为政府的作用开始发挥出来,到70年代时又开始达到最高峰,之后又开始下降了一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政府的作用又开始提高了。

宗良表示,基于中国(1978年—2019年)、美国(1925—2016年)数据,我们也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的作用约为“7:3”的比例,而中国总体市场经济指数仅处于50%~60%之间。中国的市场经济指数低于美国,反映了中国的政府干预程度比美国要高一些,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与美国仍有一些差距。1978年—2019年,中国市场与政府作用之比维持在52%:48%,市场作用不断稳步提高,但也有波动。1978年—1992年市场作用低于30%,1993-2008年相对最高,达到54%左右;2009-2019年政府作用有所提高反映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作用有所加强的趋势。

事实上,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等相比,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政府作用稍微高一点,但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只是比例上的一些差异,但性质上都是市场经济模式。

3、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变革前景

在变革前景中,中国为世界提供一个新的“市场经济国家”模式和标准。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告诉世界: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她的活力、竞争力和生命力就是明证!评价模式好坏的核心标准是是否管用。

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说明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也包含深刻的经济理论学基础。目前美、欧、日等国连承认中国市场经济模式都没有做到,当然也难以指望他们准确解释这一奇特经济现象了。中国奇迹是未来全球经济学界的研究“金矿”。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说过一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应颁给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是一个“新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国家”模式和标准。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实践和理论的重大贡献。
 
02
观点激荡:超级读者的读后与前瞻
 
1、郭田勇:市场与政府关系,中国平衡的很好,但仍需继续探索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马克思讲,任何一门科学要跟数学相结合才能达到真正完美的地位。从经济学研究发展来看,经济学的确是跟数学结合很紧密的一个领域。

中国有很多经济问题,大家东说西说,你说他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把它量化。宗良博士这本书,不仅讲了政府和市场比,而且还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包括中等收入陷阱等等,他能够通过数理模型的方式给予量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是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完全计划体制,那个可能就是壹,大家一直在零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举个例子,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前些年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当顾问,每次到马尼拉最大的感受就是,菲律宾二战后按照美国那套所谓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打造的很成功。到马尼拉一下飞机没有一条高速,道路坑坑洼洼。亚行人说,50年代的马尼拉是什么样,现在的马尼拉还是什么样,除了成立亚洲开发银行盖了一个新大楼以及边上盖了两三家五星级酒店外,这个城市跟以前完全一个样。所以我当时就想,这个事确实是政府无为。

中国在这个方面平衡的比较好。改革开放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90年代,再到2000年以后,中国始终是围绕着如何把市场经济的范围进一步做大来搞的,所以整个市场经济的底盘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做大以后,确实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需要纠正市场失灵的部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到了出面的时候。这就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有一些基础设施领域、民生领域,确实需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做。目前从经济发展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工作做得非常好。

另一方面,这些年政府在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旦政府把钱用在所谓花钱买增长上,大家又容易形成一些争议。第一是挤出效应的问题。第二是政府做投资的效率是否较高,毕竟政府不是专业搞投资的。第三,政府大量借债是否能还,中国地方政府的还债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第四,大家担心是否会滋生很多腐败问题。

最后,我们承认中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确协调得比较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发展下去。在未来如何更好发挥市场的绝对性作用,以及如何真正的成为有效政府,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更好的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能,我认为还需要继续探索。

2、张伟: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数理模型可以强调但不能本末倒置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书,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的故事,研究中国这40年为什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什么能够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西方的经济学家按照原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未解释清楚中国经济,我们自己也缺乏一套理论体系来解释。

弗里德曼说过,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至今还没有出现因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说明目前还没有真正把中国故事讲好的人。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找到了希望,书籍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讲中国故事。

翻开这本书,看到的不完全是西方的那套理论模型,书中把中国古代很多思想结合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宗良博士认为西方理论更多是在术的层面,也就是技术的层面,但是中国很多思想是在道的层面,术和道要结合,只是道或只是术都不行,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贯穿了古今中外的一本书。这本书中有很多理论的创新,也不乏有很多的模型,贯穿始终的是一种独立的思想。

西方有那么多的经济学理论,那么多的学派、模型,也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为什么危机还会反复爆发?经济学的理论一直在解释这个问题。比如研究的最深刻的当属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制度层面研究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所致,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反复爆发危机。

凯恩斯认为,1929年—1933年美国大萧条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失灵了。他认为市场不是万能、包治百病的,也会有失灵的时候,所以有了凯恩斯1936年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才正式建立了宏观经济学。

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是有形的手。《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也给出了答案:完全的市场化和完全的政府行政化都是不可取的,一定得是市场和政府两者之间的结合。关键在于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平衡。

也有学者解释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政策失衡。他认为,1929年—1933年的大箫条,其实是政府在20年代人为制造繁荣带来的后果。现在欧美银行业危机也是如此,美联储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出台了无限量版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资产负债表膨胀了100%,M2最顶峰也扩展了44%,本来是为了应对危机,但实际上为现在的欧美银行业危机埋下了隐患,尤其是最近快速、强有力、大幅度的加息之下,政府出现了失衡的问题。

最后,从四组关键词来进行进一步延伸和思考。

(1)预测与解释。经济学不是用来预测的学科,而是一个事后的解释性学科。

(2)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经济学理论其实开出了很多药方,不同的学派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总体上看,西方的各种学派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而不治本。所以某个经济学派的药方不能包治百病也无法达到根治,并且负作用还很大。因为政策都是政府在做,有时候“有形的手”做着做着就会过度行政化、指令化,并且由此还会产生很多问题。政府如果没有约束机制是不行的,而宗良博士在书中结合中国很多传统思想,能够做到很好的平衡。

(3)市场与政府。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更不是万能的,两者一定需要结合,关键在于如何结合。怎么去约束政府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关键。在国家整个治理框架下,怎么去监督政府,怎么让政府真的能够有更好的作为,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4)数理和思想。经济学其实属于社会学科,研究者遇到自然科学就会觉得自己的地位非常低,那怎么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就像自然科学一样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模型,用实证方法来研究。实际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其实已经有太多数理的东西,我认为,数理的东西可以强调但不能本末倒置,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科,最根本、本质的东西是一种思想。

在本书当中,宗良博士也非常强调既要有很好的数理基础,但同时不能够为了数理基础而数理基础。我们可以看很多学术性非常强的一些论文,写了十几页一万多字用了很多模型但就解决了一个小的问题,而且这个小的问题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思想。经济学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在于思想,而用这些数理模型主要是验证这些思想,模型仅仅是个工具。

3、陈道富:需要塑造政府和市场新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观察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有一个感触,那就是世界上不发达的国家是常见的,而发达国家,特别是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则是罕见的例外。不发达国家坚守着一套自己的理念、逻辑和理论,发达国家也有自己一套成功的逻辑。欠发达和发达不像是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像是处于分岔路口,是不同的生态。从欠发达到发达国家,是一种生态跃迁和范式转换,构建现代发达经济的关键是形成生产型的信任社会。不发达国家并不必然发展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欠发达国家不见得就应该跟随。所以我们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升华,更是思想的突破,是对真相的一种瞥见。书籍《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对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为什么会取得这一成就,用西方通用语言——数学和模型,既有思想创新,又内在逻辑一致地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非常好的理论概括跟创新。中国社会是如何突破国际社会所谓的低收入陷阱,走出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的这些行为,在思想上或者在国际社会上,有什么增量价值?

陈道富认为,中国的故事,目前主要是发展的故事。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有三个跟国际社会不完全一样的地方。

第一,政府干预式的范式转换。过去40年,中国利用带有政府干预性的措施,把大量的闲置资源组织、利用起来,实现消费和投资比例的外部调整和投资方向的优化。比如激发农村生产积极性农业有了一定积累后,运用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后期还通过压低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价格等超常规推动我国工业的发展。在汇率并轨和开放特区时期,又将资源集中到出口部门。在城市化中,又通过不同类型土地不同价格,通过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实现财富再分配,推动政府的城市经营。在我国经济过程中,政府抓住了每一个阶段的关键阶段,用有形的手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大再配置,即通过政府参与式和干预式的范式转化。政府硬生生把我们从低收入陷阱拽出来,通过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收入再分配实现中国一波又一波持续的经济增长接力。

第二,动态优化和次优选择下的能力积累。中国在对外开放的的时候,西方有进口替代、有出口导向,但是其实也不见得都成功了,中国为什么能成功?我们观察到,中国在动态优化和次优选择的过程中,培育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形成比较优势,实际上是在动态优化和次优选择中搭建了自己的能力体系。典型的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以斯蒂尔利茨为首的一批世界银行专家对东亚模式的总结,既有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突破比较优势桎梏的“干中学”。

当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又开始突破西方的优势。我们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接受比较优势把我们局限在某一个阶段的宿命轮,通过努力积累能力,构建出报酬递增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先开枪再瞄准”,在学习和迭代中逐步形成在“1-N”规模化和推广阶段的竞争优势。

第三,中国一直强调要平衡三个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我们从来没有一步到位的改革,都是渐进式推进改革。改革和增长的过程会导致不稳定,所以我们创造了很多能够在空中换档、空中加油的方式实现稳定的方法。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史,其实就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平衡史。

从模型角度,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第一,政府和微观主体不是独立的主体,政府和微观主体的行为方程中相互嵌入,决策边界或者治理边界是相互交叉和模糊的。因为,政府和微观主体的行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最优化问题,而是带有强烈的博弈论色彩。政府类组织有多种多样的机制和工具嵌入到微观主体的决策链条中。微观主体的很多决策行为不仅受法规的约束,还受行政规章、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前面谈到的政府参与式和干预式实现范式转换的模型表达。这产生了与西方不完全一致的资源组织逻辑和微观基础。中国的法人,甚至自然人,不同于西方最基础分析单位——原子化的黑箱,而是被嵌入对其重大利益和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政府因子。所以,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型,可能不是西方典型的主体利益(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是带有博弈论色彩。中国充斥着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最终演化成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博弈。中国政策的传导,并不完全是微观主体在约束条件变化后的最优化调整,还包含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调整。这是中国混合经济的理论特点,这种模式可以很好的发挥政府资源组织作用,带来了中国过去的成功。

第二,各类价格不仅仅是信号,而是带有强烈的利益再分配的工具。在前4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很多比如土地价格,比如利率、汇率等,其实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信号,而是利益再分配的工具。当前我们的土地市场,仍然区分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并适用不同的价格,相互之间并不能轻易套利均衡。我们现在谈到的资金价格——利率,也不是西方社会谈及的中性无风险利率,而是企业端的利率,是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利率,是包含信用风险的个别利率。而盯着终端利率的调整,实际上就反映的是银行和企业之间利益的再配置。所以在把中国实践理论化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些西方的自由变量或者是自主变量,在中国可能都不见得是一个自主变量。

第三,社会资本的凝聚和使用,或者说信任的凝聚和使用是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40年的经济增长,是政府主导下通过不断主动进行资源再组织实现压缩式追赶增长的过程,社会资本和资源整合能力主要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通过试点不断地取得成绩,大家越来越相信政府。政府通过发放银行牌照等各种方法,把凝聚起来的社会信任交给了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使用政府信任更有效率地实现资源按照政府指导的方向,或者说产业政策优化配置。

过去40年我们在政府组织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将闲置资源都利用起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我们也形成了与这逻辑相一致的社会生态,形成了自适应和自组织。现在我们进入“新时代”和“新征程”,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这种转变是一个生态到另一个生态跃迁,我们需要实现增长的转型,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成质量、效率和效益的变革,还要弥补过去压缩式增长带来的历史欠账,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自然资源保护等方,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因而,未来的经济转型不是简单的延续过去的成功经验、强化原来优势。这个过程首先需要有理念和思想上的突破,也需要开展很多开拓性工作,是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基础上的解放思想。特别是当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改革、开放和创新显然不只是边际改善维度的,而是需要有思想性和结构性的转变的,都需要觉知自我和社会的认知边界,超脱原有束缚,走出概念和想当然,走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绽放担当。

第二,需要塑造政府和市场的新关系,凝聚或者塑造社会新的信任基础,推动形成经济体内生信任,微观主体的自我成长和制度完善。最后,经济不是全部,所以走向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时需要我们平衡更多的关系,也就是新发展观。这是技术、经济和社会、自然再调适的过程,是构建新生态形成新范式的过程。

4、吴丹:不照搬,才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吴丹: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几个重要关键点。首先,宗良博士说,让我们从以往学习西方经济学思维的故事中跳出来,我们不应该再局限于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去探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的精华思想就在于我们按照一个东方思维的角度去考虑合理度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不是孰是孰非的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关系,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问题。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其实存在合理的度,当这个度合适的时候经济增长可能就会达到最优,这个观点对当时我们的研究产生了颇大的思想启发。

第二,本书是基于中国实践、实情出发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没有实践支撑,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一个腾飞式的发展,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之上,不照搬、照抄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基于自己中国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的成功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上升至理论,基于中国的市场去探索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当然这本书也并不仅仅是基于中国的实践进行的总结,我们也是在宗老师的带领下,对东西方著名学者已有研究经济理论进行综述总结、归纳总结。

第三,宗良老师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不应该对这个理论进行简单的语言性的归纳、总结和陈述,因为语言作为一种传播的方式,在传播和交流表达的过程中往往会存在歧义,所以说我们能用数理模型的方法去量化这一关系和逻辑将更有普适意义。
 
03
观点交流:M2新增43万亿,为何经济没强劲复苏?房地产后市如何发展?
 
1、据说现在很多外资撤出了中国,而大政策又强调说要加强经济的内循环。请问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如何?

宗良:这个问题反映了我们最近这几年,因为美国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要与中国脱钩的政策而产生的一种观点。前一段时间我去新加坡参与了一个活动,来自全球的专家都在齐聚在此。交流后发现大家还是认同一种观念,那就是中国的互利共赢。因为你想做一件事,有的国家可能给你带来是战争,中国给你的则是让你不断地变富、不断吃的更多。

对全世界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谁失去这一块,那就会缺失很多。在新的时期,我认为,中国肯定是采取“双循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我们坚定的与有关国家实现和谐共赢。

在这里分享来自赞比亚的一位代表的精彩观点。总结为三句话:

第一句,条条大路通罗马。

第二句,各条道路都不同。

第三句,要找坦途来北京。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和平发展仍然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导向和潮流。

2、关于经济的结构性优化和文化复兴之间的管理是怎样的?以及其中存在有哪些对青年人创业的机遇?

宗良:
重点强调的是结构优化,因为二十大报告特别说了,我们国家在供给侧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实际上说了把这个问题合到一起,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如果反过来,咱们国家的不平衡、不匹配,是相对于哪个方面来说呢?是由于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大众能满足基本生活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现在要过美好的生活。因为这个美好生活的目标要满足我们的结构。

比如说原来是够吃就行,现在要吃好、喝好、玩好,还要有精神上各方面的享受。这么一来,就需要我整个供给侧方面做出一种重大的结构调整或转型升级。可以这么说,我们当前推进的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去做的。

当然,在这个中间,你会发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特征结合到一起。从全球的视角看,就是大家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实际上是几千年中国文化在今天的升华,历史上中国就是“天下大同”。总书记在很多地方都把古典、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我觉得这正好是中国的文化理念。在过去来讲,大家觉得文明甚至包括现代化都是西方的角度,但是如今,我们需要以中国的文化底蕴往前走,以中国的现代化方式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和转型。

陈道富:任何一个结构背后都是一套理念在支撑,结构优化的背后一定是理念的调整。现在的结构背后的理念是以西方的理念或者文明作为核。而西方文明的信仰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要么真要么就是非真。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只允许一种真存在。这种对抗导致现在进入全球的冲突,或者叫文明的冲突。

我们会发现西方这套文化、理念在形成全球的和谐方面有它不足的地方,这时候中国文化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中国的文化其实不强调唯真,而是是强调中间的“中”,是在涌现过程中自然呈现出的和谐状态。

3、从2022年到2023年一季度,我国M2的累计新增43万亿,为什么国家投入这么多货币,经济却没有得到强劲的复苏,钱去哪儿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郭田勇:
M2是存款的核心,指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加上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其他存款。从去年底开始,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速度非常快,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呢?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由于房地产价格不再涨了,本来很多要买房的资金不去买了,回到银行了。

第二,跟资本市场有关系。资本市场不再活跃,特别是银行理财产品在资管新规以后,破了净值。以前百姓觉得买理财跟银行存款一样,甚至是比存款收益更高的一个存款,没想到也能打破刚性兑付,昨天1块钱买的,今天变成9毛8,亏了,所以大量百姓买理财产品的钱出来了。去年底银行理财往下掉了好几万亿,这个钱都跑哪儿了?肯定都回到银行了。

第三,经济下行,疫情之后要让经济走出相对低迷的状况,所以央行推动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今年第一季度,银行信贷增幅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当你的钱放着没用的时候,贷款就会转化成存款,所以今年第一季度信贷增长非常高。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钱都能投向实体经济,但是在这种低迷状态下不一定都能投进去,可能贷款又回到银行了。

从通货膨胀来角度讲,在未来前景不是很明朗,投资风险大的情况下,钱存起来成了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

所以,美国现在还在加息,中国却有很多专家提出要逆势降息,把存款息率降到0,或者是像国外降到负的,把存款向外赶。

张伟:大家一致认为M2多了经济增速一定会提高,或者说通货膨胀会提高。大家用的一个理论就是费雪方程式,M2的增速基本上约等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但是现在中国的CPI很低,经济增速也很低,所以大家就很迷惑,其实原因在于这个理论只是解释了此前的一个现象,并不是必然,就是钱多了经济增速一定就高,通货膨胀一定就高,这取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

也就是,这个钱我会不会拿去消费、会不会拿去投资,如果钱就放在那儿不消费、不投资,或者是大家不追捧,即便这个钱也在做交易,但是这个物价本身、商品价格本身也是在看跌的,尽管也在做交易,M2的流通速度也没有降下来,但是大家不是在追捧它,而是在看跌做交易。

原来是一个看涨的市场,大家都在抢,即便这个M2不增长,只要大家去抢通货膨胀也会上去,所以这个理论不是一个因果关系。钱多了不一定在商品市场,不一定在实体经济当中,有可能在虚拟经济、在资产市场当中。

所以这很复杂,M2增速的高低和经济增速的高低,以及通货膨胀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

存款是居民的一个资产,对于银行来说它是一个负债,当然我们可以把存款从银行取出来消费,这是我们的需求。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实际上是靠融资做投资的,所以其实更多体现银行的资产端,银行放贷这一部分,如果真的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去,确实能够带来经济可能性的增长。

所以为什么说看M2是货币,更多可能要看社会融资总规模看信用,即便是看资产端,也不能够完全解释,就是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提高也不能完全解释它一定会增长,因为它还有好多投资是无效的。

还有很多体现为贷款,但是它可能又回流到银行成为存款了。两边的增速很高,但是经济增速并没有起来。我觉得经济增速最关键的还在于整个实体经济本身的运行,金融只是个润滑剂,货币是中性的。最终如果经济过热,大家都追捧这个商品,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只是一个结果,并不是完全的因果关系。

4、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拉动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最近这几年房地产几乎是冰冻的,各位对房地产后市是怎么看的?

郭田勇:
我国很重要的一个论断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价不能涨到天上。这些年房价上涨幅度已经非常高了,这里面包含多种因素推动,当然地方政府也不能推卸责任。

相对目前中国的居民收入来看,越大的城市房价偏离度就越高。可能你到小县城,比如黑龙江鹤岗还觉得房价不太高,但是越大的城市相对于收入偏离程度越高。所以理论上来讲,房产价格再往上涨,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从居民来讲,以前买房子作为投资性购房非常多,特别是每人持有好多套房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从投资角度来讲,它未来空间是比较小的。

中央当然并不希望这个引擎灭火,中国现在提出房地产仍然属于中国的支柱产业,实际上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确实非常大。房地产滞涨以后,替代品不太好找,未来发展其他各类新产业,哪个产业能够递补上?这是中国经济未来挺大的一个问题。有人讲新能源,其实从新能源车销售量来看,跟房地产的量完全不在一个输出量级。

从地方政府来看,房地产是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并不希望房价下跌,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觉得,未来中国经济要成功实现转型,就必须逐渐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

现在来看,房地产仍然还是有作用,但是我们要降低,然后再从其他领域,比如科技创新等领域形成一些好的增长点,这才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出路。

宗良:2022年房地产投资大概下降10%,今年一季度下降5.8%。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能大幅度发展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如果大幅度下跌也扛不住,如果短期内下降的太多,别的地方负值要变成正值就太难了。所以至少在短期来讲,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至少在保持平稳的情况下发展未来至关重要。长远来看,房地产市场可能有一个明显的调整。

5、老龄化对我国税收、消费拉动以及养老经营、医疗表现等等各种大盘都是一个冲击,请问各位对人口问题有何见解?

陈道富:
现在的人口状况应该用老龄少子化来形容,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经济的潜在增速,跟劳动力、劳动结构有一定关系,我国老龄少子化比原来的速率加快了,所以带来的结果在宏观经济上首先是潜在增速往下,进而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原来更低。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储蓄率相对过去几年应该有所下降,能不能支撑中国这么大的投资,能不能维持贸易顺差,这在理论模型上、在供给侧里都会造成影响。

以日本为例,现在面临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老龄化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一个锁钉。老龄化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个长期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没办法。现在我们处在过去政策造成的一个果的状态,如果可以为未来做一点事,那可能就是尽快在生育政策上进行鼓励,引导平衡人口结构。

未来还会像美国、日本等国,除了本地形成的人口还会有一些移民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要对人口结构做的一个供给侧应对。短期来看,马上会给中国带来养老金的问题,整个人口还会面临年轻人躺平的问题。

所以政策设计我觉得有两个:第一,必须承认现状,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的行为是现在环境和政策的正常反应,不要轻易用一些政策硬把这些储蓄弄出来消费;第二,很多短期政策需要回到人本身,现在很多政策是有很多父爱主义在里边的,而父爱主义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逆反。所以对现在的很多人口方面的政策,包括社会政策,其实是需要走向多元并蓄这个方向的。

张伟:回到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待人口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口很多,但是很多劳动力在农村,几个人劳作一亩地,边际收益会非常低。改革开放之后,释放了劳动力活力,带来了我国经济增速上升。

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叠加在一起,要找到一个破局的有效策略,首先要承认现实。人口要恢复到较高速度的增长,或者保持不负增长比较难,其实这几年推行了生育政策改革,但效果不是很好。国家也看到了,包括房价高、教育成本高等等,很难在数量上让人口快速逆转。

那靠技术来提升效率呢?同样劳动力数量能够带来更多的生产,劳动力效率提高,关键在于技术上的突破,但长期来看,科技自立自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ChatGPT后虽然很多工作没了,但是背后有大量的再模型、算法,需要劳动力,还有就是可能有更多新生产的形式、生产的产品出来可以吸收劳动力。所以我认为,如果人口的数量不能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不能增加,那你就靠技术,来提高效率。

郭田勇:以前讲人口红利,中国的发展,未来能不能用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靠人,现在第一没有那么多人了、人都老了;第二,三胎放开了,但政策效果也不是很好,强扭的瓜不是能马上生出来的。那未来怎么办,只能依靠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要用更好的人来干更多的活,这样的话通过科技进步才能提高生产的集约程度。所以我们未来一定要保护创新,尊重民营企业守创精神,包括对一些平台公司、平台企业,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这非常重要!包括在发展数字经济上也必须要高度重视,这样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未来我们只能是朝这个方向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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