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谁还不是算法喂养的！
新金融洛书 · 零壹财经 2020-09-11 14:19:43 阅读：1674
资本的商业行为，是一种最大化趋利选择。
01
2019年秋的一天，雷慢曾在暴雨里遇到一个快递员，在一排写字楼外面的马路边，那个50岁上下、身着冲锋衣的外卖员在打电话给餐主，原因是他找不到具体位置。可能因为口音问题，他始终没有搞清楚地址，而餐主也不愿意下来取餐。我始终记得那个场景，越说越急的他几乎用带哭的语调哀求说：
我求求你了，麻烦下来取下吧。
这种故事，每天大概要发生100次以上，正是9月8日热点文章《外卖快递员，困在系统里》的一个缩影。
事情发酵的同一天，同是外卖平台的饿了么发布《你愿意多给我5分钟吗》公告，声明将设置“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为快递员减压，并鼓励大家多等5分钟/10分钟。
这种声明的逻辑一发布就被很多人声讨“道德绑架”。按商业逻辑来说，外卖快递员是受雇、听命于平台的员工，即使平台设定外卖需要等待的时间为1小时，消费者也无法拒绝。消费者的作用是，在商业社会这个系统里，处于次要地位并去选择更优效率的商业模式。给外卖快递员5分钟/10分钟弹性时间的权力，和要背负的责任，在平台而不在消费者。让我们多给10分钟，搞得好像我们在逼着外卖员快点似的。
这种公告逻辑失当的地方在于试图将系统压榨的外卖员时间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让消费者给外卖员腾出时间，不过是给系统算法的压榨让路。
图：“饿了么”公告截图
02
《枪炮、病菌与钢铁 : 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曾记述几万年前人类的选择是如何改变自然生态的。人类刚踏上澳洲大陆的时候，那些从没见过人类而不会惧怕的动物，慢慢都被人类吃光了，而那些具有警惕性、会逃跑的动物则繁衍了下来；人类刚发现水稻时，它还是那种成熟后自然脱落谷粒来传播种子、大规模繁衍的植物，但其中有一些变异的稻穗，成熟后并不自然脱落谷粒，这样的品种更利于人类收割，于是成了人类普遍培植的对象，而那些能自然脱落谷粒的水稻便灭绝了。
平台、消费者和外卖快递员的关系和这种相似。平台和大数据算法利用优胜劣汰法则，驱使外卖快递员更快地服务，为了派送更多的货件，他们会选择逆行、闯红灯；那些速度慢的，则容易被恶评、淘汰。
作为消费者的多数人，则往往迎合更快的服务，给闯红灯、逆行赶时间而来的骑手更多的好评，让他们获得更高绩效。而那些不闯红灯、不逆行的骑手而耽误了时间的骑手，更有可能被差评、淘汰。
外卖快递员群体，在系统算法的指令下，已经出现异化现象。弗洛伊德对异化的说法是，人作为客体被动地接受体验世界和自身；马克思等人对异化的解释，核心观点是“物凌驾于人之上”。就像系统算法凌驾于外卖快递员之上。
这种异化，也是消费者迎合的结果。信息社会的消费者，是长期信息和物质喂养的产物，比如抖音、今日头条这种算法的产品，长期的浸染，能让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根本性改变。就像近几年以来，“公知”从被追捧到被唾骂，是话语权从专业素养到群舌呱噪的旁落。
03
资本的商业行为，是一种最大化趋利选择。
在平台，商家，外卖员，消费者四方关系里，风险是不会危及平台的，风险只在商家，外卖员和消费者之间流转，消费者监督外卖员和商家外卖员和商家相互催促，协同而矛盾。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
2019年底，武汉外卖快递员在取件时，因取货问题与店员发生口角最终砍死了店员；2019年5月，上海一个快递员，因为将快递放在快递柜，被用户以未经同意的原因给了差评，后用户被快递员砍伤。
《外卖快递员，困在系统里》文章引发舆论发酵后，美团声明将调度系统给予外卖员8分钟的弹性时间，和饿了么那份声明鼓动用户等待5分钟/10分钟的声明不一样，这一次系统和算法的背后操纵者终于出来走两步了。
曾写出了《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的社会学家郑广怀认为，资本善于利用算法和系统把风险转嫁给底层外卖员，这种技术运用是有阶级性的。
表：快递员、外卖骑手入行后的工作状态变化（%）；来源：《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家郑广怀研究团队
风险不仅由上而下的被资本转嫁给底层劳动者和消费者。消费者和劳动者，也自下而上地从消费上迎合资本，大数据时代的广告营销、人造购物节都是这种追捧迎合的产物。
04
不光技术运用有阶级性，消费行为也是有阶级性的。
1970年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就出版了他的《消费社会》，里面最重要的论点说，消费正在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的纪律来驯化我们，通过消费的便利，让我们进入游戏规则。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那样。
在信息社会，所有消费者和劳动者都是一个算法系统里的一个符码。算法是在大数据基础上，将行为的集合以算法进行分析、深度学习，演绎，所以在算法系统里，消费者和外卖快递员所代表的劳动者都是行为集合的符码。
我们的消费行为，不过符码和符码之间的相互参考。大学生在借着消费分期或裸贷，消费与自身经济实力完全不符的苹果手机，借此摆脱本阶层的地位象征；年轻的农民工不吃不喝，也要贷款买一辆汽车存放老家落灰。此时，购买已经不是为了价值和有用了，而是为了标榜或上升阶层。
鲍德里亚说，消费行为里，人们会对自我阶层、集团、种族自动归化，消费意识形态才是当今统治阶级用来实施非强制性驯化的最有效手段。
作为商业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从没逃离过这个系统，我们点外卖那节省的时间，要么浪费在刷抖音、头条上，要么是忙于应付其他的事，写程序、码字。整个商业系统给我们节省的时间，我们又要用于为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效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像快递员拼命跑单，是为了赚更多计件工钱一样。跑得越勤快，被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
作为消费者，在商业利益上，我们没有动力去制止这种榨取，只有作为劳动者的时候，才能唤起一点同情心。相反，我们总在迎合这种商业模式，来获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外卖员闯红灯加快时间，算法会根据所有人均时间的缩短，继续缩短配送时间要求。这种现象延伸到我们自身，就像一个越努力工作的人，老板会安排越多的活让你干一样；我们迎合促销，疯狂消费造就了更多人造节日，就要付出越多资金代价。
05
外卖快递员和平台系统之间的关系，源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外卖业务，是个人将自己跑腿的事情，外包给平台，平台派遣快递员跑业务。从效率上来说，外卖分工免去了消费者跑腿的精力。
和之前我们在流水线上工作不同，这次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介入了平台和外卖快递员的社会关系中，劳动者和资本的关系已经异化了。
从农耕到工业流水线，人从与土地、自然的关系转变为和机器、资本的关系；从流水线到信息系统，人和机器、资本的关系异化为人和机器算法的关系。如果说资本家还有人性关怀，机器算法可不会。这时的资本，躲在算法后面，资本的人文关怀责任被隐藏了，而被指责的风险被转嫁给算法和系统、以及消费者。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是困在流水线上工人的另一种表现。前几天，往地上丢员工身份卡的昆山世硕电子厂有一种工种叫“飞机线”，是形容一种像飞机一样快的流水线，工人在紧迫、快速的环境里手不暇接的工作，时间被极致地压榨。在这关系里，不同组织、个体之间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制衡、博弈的形式来达成一种利益共识，去改善外卖快递员的基本劳动环境，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台。
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只有期待一哄而上的舆论暴击后的一点点改变，或者等待“强人”出来主持公道。
表：快递员、外卖骑手不满意的来源与宣泄渠道（%）；来源：《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家郑广怀研究团队
我们怀念木心的那种“从前慢，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的生活，也是怀念能够充分自主、丰富的情感体验。如果给我们一个很慢的流水线工厂去耗时间，恐怕仍不是件美事。今天向往乡村田园、想摆脱城市写字楼生活的白领们，其实是想摆脱被工作驱使的单调而异化的生活。并不是农村男耕女织的劳动形式。
雷慢少年时在家种田，那种日复一日、低回报的艰辛和单调，和当下外卖快递员被信息系统指令和自我驱使的境遇没有太大不同。是经济形态的演变，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劳作形式的转变，消费形式也跟着转变了。如今，我们仍然只是刷着抖音、头条，吃着外卖，过着双11、618购物节，要么在系统指令下劳动，要么被大数据营销和算法推送的信息喂养。
小说《一九八四》主人公温斯顿死的时候，走在监狱铺着白瓷砖的走廊上，感觉站在阳光下，思想警察在他背后用枪打穿了他的脑子，死前抬头看着老大哥那张无比巨大的脸，他不在乎这一切了，因为他爱着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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