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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陆岷峰:中国银行业70年历程及未来愿景

陆岷峰 · 零壹财经 2019-11-01 16:15:07 阅读:6539

关键词:70年中国银行业生态圈陆岷峰

建国70年来,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足以载入世界金融发展史册的伟大成就,堪称“世界奇迹”。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274万亿元,跃居世界首位。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盈利水平等硬实力,还是创新能力、管理水平、企业文化等企业软实...

建国70年来,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足以载入世界金融发展史册的伟大成就,堪称“世界奇迹”。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274万亿元,跃居世界首位。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盈利水平等硬实力,还是创新能力、管理水平、企业文化等企业软实力,中国银行业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回顾中国银行业70年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足迹,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银行业发展持续前行的发展信心,更加坚定守服务实体经济之初心、担金融强国之使命,举金融之力助推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早日实现。

生态足迹:五大阶段谋成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之路经历了长期的摸索创新过程。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标志性事件为标志可以将中国银行业70年的发展分为两大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发展时期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银行发展时期。

其中,1949年至1978年的计划经济阶段,为服务“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银行业充当着“第二财政”,承担财政出纳的任务,负责信贷资金的调配和流转;1979年至今的市场经济阶段,在经历了多次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和制度变迁,中国银行业始终秉承“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使命与责任。从银行业微观发展为标志,建国70年间中国银行业大致经历了五大发展阶段:

(一)“大一统”计划期(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银行业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大一统”管理体制: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总体建设计划和目标要求制定信贷计划,各级分支机构统一将吸收存储的资金上交到总行。随着商业信用的取消以及“统存统贷”制度的推广,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银行对全国资金的统一调配和管理机制。此时,人民银行既是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又承担着货币发行和金融监管的职责;,其中主要是通过行政监管手段,监督全国信贷计划落实、现金库存等情况,其监管侧重于合规性。

1958年至1976年中国经济处于“非常态化”发展时期,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不符合金融规则和经济规律的行为,导致信贷规模和资金流动失控,银行内部的指挥功能和工作系统受到一定冲击,直到197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才开始对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加强了对金融工作的指导和管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尽管缺乏灵活性和主动性,但是与当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较好地服务建国三十年来的国民经济建设,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破茧成蝶”初生期(1979-199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计划经济体制被逐步打破。“大一统”下的银行体系不再适应经济的发展需求,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真正的银行系统给予支持。

1979—1984年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恢复建立,“大一统”银行体系被打破。国有专业银行的恢复和组建后,推动了银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尤其在“拨改贷”实施后,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几乎全部由银行统一管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成为国有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尽管对国有专业银行进行了企业化改革,银行也拥有了一定的资金融通权和信贷支配权,但是国有专业银行仍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必须按照国家下达的信贷计划对体制内企业授信,对于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恢复、建立、分设仍是以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业管理模式发展,工、农、中、建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础建设四大领域保持绝对的垄断地位。在此阶段,国有银行规模急剧扩大,但也承担了过多政策性负担,金融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并没有在市场上得以发挥,“高增长,低效率”特征明显。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专业银行的问题开始显现,资产状况日益恶化,不良贷款剧增,倒逼了国有银行加快商业化改革的步伐。

随着“大一统”银行体系被打破,新金融组织机构在摸索中不断确立,人民银行的职权也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划分。1983 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从法律层面奠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地位,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从纯粹的计划性行政手段转变为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通过改变资金管理体制,将人民银行与国有专业银行的资金流通方式由计划分配转向信贷关系,同时开始实施信贷审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及其他考核评比、行政稽查等职能。

(三)商业化变革阵痛期(1994-2002)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国有四大银行为保证经济转轨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运行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具体表现为不良贷款余额巨大,资本充足率低,经济绩效低下。为了改善国有四大银行的经营状况,从1994年开始推进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按照两步走的方式进行:第一步,在1994--1997年期间,国有专业银行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离,转变为国有独资银行,成为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并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主体;第二步,1997--2002年期间,化解国有独资银行历史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化解国有银行的风险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剥离不良贷款,通过新成立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69万亿元,同时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控制、精简机构和人员、强化法人管理等方法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这一阶段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增强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但还未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政策性负担导致的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问题。此阶段,经过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梯队逐渐成为当时中国银行业体系中的重要新生力量并取得了良好发展。

在这一阶段,银行业监管核心转变为风险监管,逐步取消国有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全面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在此基础上监管部门开始对全国各类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盈利状况、内部控制、合规情况进行大检查,通过注资、收购、破产倒闭、清退等方式对大量违法乱办的金融机构进清理行整顿,在市场准入、高管人员资格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更为严格和具体的准入监管制度,党和政府采用市场化手段规范银行业运营的决心更加坚定。

(四)新世纪改革红利期(2003—2013)

进入到21新世纪后,,我国成功加入WTO,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亦进入深水区, GDP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过大的负面冲击。基于新世纪所释放的改革红利,银行业实现了资产规模和利润的快速扩张,资本数量、资产质量、流动性比例、盈利水平等指标持续向好,逐步与世界一流好银行缩小差距。在这一时期,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作为全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通过核销、注资、发债、引进战投、上市等方式对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打破国有银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内控机制和公司治理能力逐步强化。截至2013年末,四家国有银行的总资产达到了62.71万亿元,是2003年总资产4倍之多。 

自2003年以来,中小银行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不断壮大,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占比也不断提高;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扩充资本金、跨区域增设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末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共计145家。同时,外资银行通过自设机构扩张和投资入股中资银行等策略积极进入中国市场。

监管层面,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初步建成,分业监管体制正式确立。在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参照《巴塞尔协议》完善经营管理体制,监管体制逐渐与国际接轨,并制定了一系列服务中国国情的银行监管改革措施,逐步健全银行业监管体系法律,明晰银行监管的整体目标,完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使得整个银行业的监管体系日臻健全和完善。

(五)新常态转型升级期(2014 --至今)

2014年习总书记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概念,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三期叠加”状态,这也给商业银行经营发展带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金融风险逐渐暴露。银行信贷业务经营有典型的顺周期性特征,风险亦存在滞后性特征,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导致长期积累的风险集中暴露。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和金融脱媒削弱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银行存贷利差逐年缩小,净利息收入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下降,在负债端利率市场化倒逼银行资金成本上升,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有效解决商业银行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商业银行从“经营资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转向“经营数据”的数据驱动银行,商业银行的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此阶段,为积极防范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进一步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监管体制由“一行三会”转变为金融稳定委员会与“一行两会”共同组成的新架构,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进一步有机结合,为中国银行业真正走向市场化、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验启示:五大维度固根本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动摇

发展才是硬道理,虽然发展可能会产生风险,但不发展肯定会面临更大的风险。70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壮大的历程和经验对此进行了完美诠释。纵观银行业70年的发展历程,发展发展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发展成绩的背后折射出的风险和问题,只有用发展的手段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建国初期,中国银行业经历了“大一统”的管理体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资金划拨和流转功能。随后,中国银行业利用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契机,建立起一大批新型金融机构。为积极直面“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存在的系列问题和风险,通过国家财政力量核销、剥离的方式处理巨额不良贷款等历史包袱,同时抓住加入WTO的良好机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公开上市,成功解决困扰商业银行多年问题并保持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不断缩小与世界一流银行的差距。近年来,各大银行纷纷回归本源、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初心;深化改革,持续创新金融服务;布局金融科技,有效解决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商业银行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总之,发展构成了商业银行生存的生命线,只有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才能不断增强整个银行业核心竞争力。

(二)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习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中国的金融改革70年既是金融深化的过程,又是风险防范的过程。银行业改革发展始终与经济结构调控或经济周期更迭紧密相连,而每一次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重点都是对风险的防控和消除。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从确立风险管理的理念到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再到优化风险管理体系的渐进过程,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例等风险指标持续向好,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使得银行业的创新发展与风险管理相辅相成,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也由监管推动转为市场导向,银行业开始回归经营风险本业的核心要义。

(三)坚持持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中国银行业70年来,正是通过不断地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改革创新,才得以从旧的经营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回顾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过程,既没有可以效仿的成功案例,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改革创新困难重重。其中,在经济转轨阶段,中国面临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世界性难题,国家通过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来对特殊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下中国保持了价格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后来的改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创造性的使用国家资产负债表,通过注资、财务重组、核销、剥离、引进战投、上市等改革创新手段解决了银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构建起现代商业银行治理体系结构。总之,银行业改革创新的成果归功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这是70年中国银行业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保障。

(四)坚持科技赋能经营管理无盲区

历次工业革命都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发生的,其中银行业科技一直走在前面。中国银行业70年来,商业银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科技创新的推动力,更是科技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商业银行在运用科技方面不断经历了从手工银行、电脑银行、网上银行、虚拟银行、开放银行等更新换代,推动金融消费者存、贷、汇等金融需求从线下转向线上,打破了金融服务的时空界限,电子交易替代率不断提升,极大解放了银行人的劳动生产力。更深层次的,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不断赋能银行业的核心业务流程,包括精准获客、智能营销、数据风控、客户服务、集约管理等各个方面,银行业由被动式运用向主动式嵌入转变,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营特征更加明显,金融科技已经由银行业经营者经营管理工具转化为有思维逻辑、自我学习功能的主动式管理者助手。

(五)坚持深入扩大对外开放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则,相关部门近年来不断推出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中国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主力军,要真正成为一流银行就必须顺应国际市场和规则,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银行业70年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广泛引入战略投资者,由此打开了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大门,中国商业银行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利用境外资本,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改善经营管理和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丰富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总数已超过千家,近15年累计增长近5倍;同时,共有23家中资银行在超过60个国家(地区)设立了200多家一级机构。

未来愿景:三大目标共筑梦

(一)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尽管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种类繁多、覆盖面广、增长速度快,但是在经营过程中同质化问题依然突出,应当对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等进行差异化监督管理,引导其回归设立初心和市场定位,形成结构化的金融供给梯队。

2、积极开发特色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服务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修炼产品设计“内功”,缩短资金通道,杜绝多层嵌套,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方向转变。

3、加大小微金融、三农金融、扶贫金融等普惠金融服务。适时适度放开微型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机制,大力发展微型银行、社区银行、特色品牌银行等专营化、特色化机构,开展具有鲜明特色的普惠金融服务。

(二)全面推进智能化转型升级

1、系统开放。在数字经济时代,银行服务入口已从“网点驱动”逐渐过渡到“场景驱动”,打造“平台+生态”的开放银行生态体系,构建一个开放合作、场景融合、数据共享的生态圈将是商业银行数字化的重要转型方向。

2、技术迭代。未来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将取决于对金融科技的综合运用程度。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禀赋战略优势,加大对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的集成运用,以技术驱动前、中、后台所涉及的获客、营销、风控、管理等方面的迭代升级。

3、人才复合。银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特别是既懂金融又懂科技的复合型人才。未来银行智能化服务将极大依托金融科技实现,需要银行从业人员要精通智能化系统、智能化技术、智能化产品的业务逻辑。而且未来银行业的人力资源将由有意识的自然人和无意识的机器人共同构成。

(三)继续推动银行业国际化战略

1、走出去。中国银行业肩负着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时代使命。大中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布局国际市场,同国际银行进行同台竞技,取长补短,服务好“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金融需求,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

2、引进来。更大力度地引导外资银行在对特定区域重点战略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科技创新性和绿色环保行业的发展。引导外资银行加大在上海布局,为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3、内外相融。协同外资银行共同拓展本国市场,夯实本国客户基础,解决服务“本土化”问题;中资银行在产品创新、业务综合化发展、风险管控、组织管理等方面应向外资银行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通过“境内中资帮外资,境外外资帮中资”推动优势互补、收益共享。

习总书记指出,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在承前启后中向前推进,中国银行业70年成功发展历程是全体金融人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成长之路。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信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银行业还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作者为望云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博士后,江苏银行总行董事办高级会计师)

零壹智库推出“金融毛细血管系列策划”,通过系列文章、系列视频、系列报告、系列研讨会和专著,系统呈现“金融毛细血管”的新状态、新功能、新价值、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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