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陆岷峰教授认为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有形手与市场无形手地位会发生嬗变
陆岷峰 · 零壹财经 2018-12-27 17:18:26 阅读：7101
一、引言
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一直以来，古典经济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争论不休，也逐渐演化为新的古典经济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派，但是几乎所有的学派都肯定市场、政府这两种无形手和有形手在帮助国家治理国政的作用，只是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两者发挥作用的地位是不同的。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十分重视市场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高了，但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以及滞后的调节特征，无法看到市场发展的长远性，又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导致无形手调控失灵，此时需要政府有形手的指导作用，但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在掌握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意图也就很难完全实现。例如，从1996年开始去产能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议题，但是直到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依旧困扰着政府。其实，这种难题的存在与不恰当的宏观调控方式有十分重大的关系。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选择除了取决于宏观经济体制外，还取决于技术环境和基础。
当前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各个领域取得广泛的应用，政府在宏观调控不应该忽视大数据等新技术的作用，政府部门掌握各行各业大量的部门资源数据，若打破各个部门信息孤岛，提高技术水平，政府部门可以借助新技术精准的掌握宏观调控目标，这也为政府有形手进一步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为市场有形手提升计划性有了保障，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并不是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文章研究的是政府有形手与无形手在不同行业适当转换，尤其是在发挥有形手的作用时加入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将新技术创新经济学应用到政府的宏观决策上对于政府切实有效加强宏观调控有效性、提升社会经济效率与效益、优化社会供需平衡、推进全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政府选择宏观调控主要有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方式，计划和市场调节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能否实现按比例发展的两种调节方式，也都是调节供给和需求的方式。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选择不同的调节方式也都有其选择的基础和环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占据过主导的位置。如何正确认识这两种调节方式也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一）计划调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存在一定的狭隘，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其实是马克思经济学派的主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劳动力、国民经济的生产、在生产、流通以及分配都由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计划调节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通过提前制定出未来各个时期发展计划，为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王珏，1980）。这种体制确实在短时间内帮助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其弊端十分明显，日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重视市场的无形手的作用，不过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公有制水平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计划调节仍然是社会生产主要调节方式（黄振奇，1981）。但是当时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应该发挥总体把控经济发展的方向，如果对于任何经济活动都实现计划调节，由于缺少对市场需求精准性的掌握，容易忽视市场对商品真正的需求，社会创新的动力不足，进而造成货不对路，低端商品往往生产过剩，高端商品常常短缺，企业生产积极性也不高，浪费社会资源（何建章，1980）。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计划调控，学者们基本已经认清了其作用，并且站在了辩证的角度进行评析，当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划调节无法很好的调节社会资源，甚至阻碍经济发展时，就应该转变思想，改变观念，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二）市场调节
市场调节一直是古典经济学派主张，政府不要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市场调节就是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而价值规律主要通过价格、供求以及竞争等外在形式对市场自发产生影响，这种自发的调节功能也是市场调节最核心的功能，市场调节是由微观走向宏观，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是市场主体的自发性行为。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中，应该让市场调节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武广斌、崔澜，1995；刘伟，2007）。虽然市场调节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可以让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不断趋向平衡点，但是市场调节是一种滞后调节，从市场信号传递到市场主体发生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总需求和总供给不断趋向但无法达到平衡，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定容易使市场产生外部性、搭便车、垄断等问题，导致市场调节失灵，此时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进行干预（阳建勋，2010）。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选择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目前的调节方式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在市场调节的选择上，主要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当商品供不应求时，由于价格的作用，厂商就会趋之若鹜的生产该种生产资料，使得供给满足需求。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厂商就会减少对该种生产资料的生产，使得需求满足供给。除了供求调节和价格机制以外，还有竞争机制，在相对竞争市场上，竞争能够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
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又一次理论突破与创新，并随后这一重要论断被写进党章。2017年党召开的十九大会议对有形手与无形手的地位作了进一步的表示，党的十九大文件中明确指出，“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也表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形手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未来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加依赖无形手的作用，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有形手的作用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顶层设计上需要有形手，有形手的主要也为无形手发挥作用扫清障碍。
（四）新技术对经济刺激的作用
经济学界熊彼特是最早一批强调技术创新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经济理论认为技术的创新，可以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者本质的区别，经济增长只是因为资本与人口的增加导致的结果，但是熊彼特理论的这种技术创新本质上只是企业家的创新。由熊彼特理论衍生而来的分支之一——以门施为代表的新技术创新经济学，门施等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需要相应的基础环境，只有当经济出现衰退或者重大危机时，企业会迫切的寻求新的技术，当大批新技术创新应运而生时，经济会很快的走出衰退或危机的泥潭，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弗里曼为代表的另一批新熊彼特理论者认同技术创新会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他们不赞同经济危机引起技术创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部门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也会刺激技术大范围创新。但是无论是熊彼特理论还是新熊彼特理论都将技术创新用于生产领域，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并没有将技术创新应用到政府的宏观调控中。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政府有形手及市场无形手调控的作用均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发挥了理论引领与创新突破的作用，但前述研究较多将调控手段与经济体制转换进行了较为密切的跟踪研究，忽略了技术进步给政府进行精准调控带来的本质上的变化及将由大数据主导的决策，可以精准制定政策、预测风险、规代价值规律等作用。文章将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应用到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中，将新熊彼特理论的观点向外延伸，强调大数据等新技术背景下提升政府有形的手调控作用，有利于社会效益的全面提高。
三、我国宏观调控有形与无形之手历史嬗变
（一）政府有形手向无形手宏观调控的历史变迁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受到长期以来战争的破坏，在工业方面，工业发展水平较解放前最高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工业总产值较解放前最高峰下降50%，重工业水平下降70%，轻工业水平下降30%，工业体系残缺不齐。在农业方面，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主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工业体系残缺不齐，基本的铁质农业用具都十分缺乏，生产力低下，导致农业也处于落后的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亚洲平均水平的60%。在国际环境中，还要受到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封锁，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中。无论国内还是国内，都要求新中国迫切的建立齐全的工业化体系，但是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工业化路径，先发展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到实现工业化，这个过程至少需要花费上百年时间。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毫不犹豫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持续了三十多年。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得以有能力调动全国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相对齐全的工业化体系，从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国民收入增长4倍，农业总产量实现翻番，也建立起基本的就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期，资源配置总体得到优化，政府集中全国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总之，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划调控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了经济经济体制中后期，这种全国指令性计划调控的方式愈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一，造成资源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后期，各级地方政府由于不了解形势，以及受限落后的通讯方式，上报给国家的数据很多都是不真实的，这就导致中央政府制定的一些指标不合时宜，资源浪费严重；其二，供需严重失衡。政府将生产资料拨付给企业，企业负责生产，至于生产多少，则完全由政府制定，产品由政府统一分配，商品缺少交换环节，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产品的质量、体验度、外观、性能等无足轻重，及时消费者不满意，那也得先向政府提出建议，供给和需求就被割裂开，一方面货物积压，另一方面供给不足；其三，社会生产积极性不高。个人在企业生产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奖惩机制，“大锅饭”现象普遍，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种机制反而影响了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其四，社会问题严重。计划经济体制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政府所有制，政府对资源进行集中调配，由于供需失衡，生产企业没有自主性，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人口快速增长，而社会物资没有大幅度增加，导致产生社会问题。
市场被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压制，但是压制的越久，反弹就越凶猛，一旦当社会某个领域环节市场可以发挥作用，那么该领域可以迸发出非常强劲的活力，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活力，市场信息传递到企业，企业有了生产自主权，供需逐渐走向平衡，因而经济也迸发出极大的活力，1992年，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市场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其实也暴露出其内在的弊端，但是这种弊端并没有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影响某些领域。突出表现为时下产能过剩的问题与调控缺乏精准性指导。其中在产能过剩方面，产能过剩与市场规律运行结果导致经营活动盲目性，产能过剩现状。纯市场调节会有个滞后反映，造成产能和社会资源浪费。市场调节在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通过价格、供需、产权等方式配置着社会的资源，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常常会产生失灵的现象。这种失灵现象集中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其一，市场调控资源容易导致生产处于无政府、无管制的状态，这会使得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强调市场作用的西方经济学中，有理性人的前提假设，也就是说社会都是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构成，无论是生产者，还是经营者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重视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此外，个体常常无法获得市场的全部信息以及行业宏观变化，因而，其生产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盲目性和自发性；其二，市场调节由于具有滞后性和微观性，当经济景气处于良好发展时，行业供求平衡或者供适当过于求，这种行业信号传递到所有的微观主体时，行业可能供过于求的情况可能加剧，导致生产过剩。反之，当经济不景气时，生产供不应求，而当供不应求的信号传递至市场所有主体时，行业供不应求的情况可能会加剧，经济进一步不景气。这种单纯由市场调节的调控无法使宏观经济达到纳什均衡，甚至严重时会导致出现经济危机；其三，市场调节无法使全社会主体利益最大化。由于微观主体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A厂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可能是牺牲B厂商的利益为前提的。同时在生产投资选择上，生产者常会选择投资小、利润大、周期短的行业，当一个行业兴起时，如果该行业没有排他性，众多厂商就会一窝蜂的选择进入，生产很容易过剩，光伏等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境况就是因为如此。
表1：近20年来部分产能过剩的行业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调控缺乏指导性方面，由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逐利性，弱化宏观调控的效果。市场调控并非万能的，存在诸如问题，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政府综合法律、行政手段等各类措施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缺陷，但是也经常面临调控失灵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行业。政府宏观调控失灵表现在：1.政府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措施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2.虽然达成了既定目标但是引发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这是因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达成动态的公平和效率，而并非是静态的“帕累托最优”；3.在付出极大的成本后才能达成既定的目标。
政府宏观调控失灵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经济活动主体的逐利性。市场主体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然后据此作为行为决策。比如在政府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政府是由各类基础机构和官员组成的，但是这些机构和官员也都是利己的，他们的行为目标可能和社会公共的目标并不一致，因为在现实当中，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代理人的假设并不一定成立，在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过程中，他们作为市场经济人，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的夹杂着个人利益，从而让个人利益融入到社会公众利益当中，最终影响政策调控的效果，此外还有寻租等现象也会影响调控效果。
（二）非数据化时代计划调控失灵的原因
计划调控的有效性是以精准的计划为前提的，计划越精准，执行越有力度，社会效益越高。政府最完美的计划调控必然是使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那么政府在该经济体中的作用就应该是履行监管职能保证计划的顺利执行。但是要想制定出供需相互平衡的经济计划就要符合这样几个条件：（1）政府必须了解社会，精准的掌握社会的供给和需求，然后制定出相应的量化指标；（2）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必须满足市场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规划科学合理，得到大都数人的认可；（3）政府掌握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但是在工业化社会，在非数据化社会，这很难实现。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政府和个体一样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政府的理性行为是在对其影响其理性选择的所有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加工、处理、分析并且解释，而后得出的相应的理性行为。这也就是说政府的理性行为的效果取决于政府获取信息的数量、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和处理方法。比如说政府在制定某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先在市场上搜集影响该政策的因素，然后对其进行分类、加工、处理，最后利用各种复杂的模型工具并且结合各种主客观因素做出判断和选择。不可否认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数据化时代，但是当下的社会仍然是一个非数据化时代，政府搜集的数据本身就带有片面性，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基于历史的结构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或者定向分析，而正在发生的，或者未来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并没有考虑在内，也无法采集到，这就导致政府在理论选择的方法论上有误，基于狭隘的、不完全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精准的。因此，理性选择理论依据的其实是不完全的信息做出的“非理性行为”。此外，调控也是不全面的。对于一些计划调控政策，一旦出台，由于理性人的存在，他们是有预期的，势必会根据调控可能出现的结果作出最有利于个人的对策。同时假若发生自然灾害，市场环境、国际环境发生突变，使计划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只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进行修改即可，但是实际很难，这是因为计划出台到执行因为政治因素、信息传递、执行行为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存在滞后的现象，这就导致当下政府的宏观调控经常发生失灵的现象。
（三）大数据存在改变了传统市场调节理论的基础
1.新技术在微观领域的作用已经得到证明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微观领域，尤其是在信贷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利用这些新技术可以进行精准获客、精准营销等，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得出，利用新技术得出的精准结论是基于获得海量化、多维度、完全性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为前提的，然后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对数据进行自动挖掘、处理、智能分析等。大数据的作用在于帮助信贷机构实现对企业融资的动态管理。信贷机构可对企业进行数据收集，包括电商、物流、水电煤气、税务、生产经营情况、关联公司情况、高级管理人员信用、过去银行流水单等海量级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挖掘清洗，得出信贷机构已经确定好的分析指标，然后借助云计算，提高大数据迭代的精准度，降低系统维护成本，精准的计算出融资企业贷款画像，算出客户等级的评定，最后确定是否给与授信以及给与授信的范围。
区块链的不可逆转性特征可以帮助征信机构建立反欺诈系统，物联网技术帮助企业实现动产融资，人工智能解放劳动力，帮助信贷机构实现贷款的批发化、流程化。新熊彼特理论早已从理论上证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实践上诸多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确实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
2.大数据等新技术运用水平及在有形手中的作用可能性分析
既然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微观领域已经得到成功运用，从微观领域扩展到宏观领域，在大数据时代里，得益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数据的指数级爆发式增长能够超过人们对“摩尔定律”的认知，从理论上政府是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精准的计划调控的。在数据化时代，人类全部都生活在数据社会，数据资源将是极富价值的无形资产，任何个体都可能成为一种“算法”。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微观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也就意味着对信息精准的掌握是基于海量化的数据以及成熟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使得事物的信息能够被社会主体获取，政府精准的计划调控必须建立对事物数据的全面掌控以及变动的基础上。政府如果加强科研资金投入以及借助自身具有特殊权限的地位，建立起可以搜集处理社会经济各行各业的数据系统，这种数据是全方面、多角度的，然后大力发展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语言等新技术处理各行各业汇集的海量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对有用的数据通过机器进行科学分析，得到精准的结论，然后政府根据这种结论制定出精准的调控计划，这才符合市场真正的需求。这就是在政府利用技术进行精准计划调控由理论走向实践之路，也打破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非理性行为”。
但是政府利用新技术进行精准计划调控是有前提条件的，这是建立在政府有能力建立起数据自动搜索与处理、智能机器分析等集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云端平台，这是政府发挥大数据精准调控的关键，倘若政府没有能力建立起这样的平台，那么大数据精准计划调控则只是学术界乌托邦式的幻想，更不用提再次进入计划经济时代的可能性了。而即使是政府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平台，那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建立对全行业数据全面搜集、挖掘、处理的系统后，还需要智能系统对数据进行智慧学习，而智能系统的搭建则需要大量的人工智能专家，到最后精准的计划调控落地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种数据调控思维的在未来宏观调控的作用。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未来高度发达，实行精准的计划，也并不意味着全面否定市场的作用，政府部门即使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宏观调控，也无法对所有的资源进行精准配置，因为现代社会已经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基础，市场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同时市场也被实践证明给我国带来巨大的成功。政府利用新技术制定精准的计划只能在社会某个行业或者某个领域，而如果政府对全行业制定精准计划，即使理论行的通，那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另外政府部门实行精准计划也并不是我国未来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调控只是一种调控手段而已，与经济体制无关，计划调控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就是两码事，至于说未来能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那得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说了算。
四、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与基于大数据的混合调控理论框架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上升至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在某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会产生失灵的缺陷，此时就要发挥政府计划调控的作用，而当前政府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调控思维，各级统计部门将数据上报国家，国家决策层利用各种工具和模型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分析各种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做出干预市场的政策选择，这也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认可的计划调控的政策出台过程，但是这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做出的计划调控，很难做到精准调控，这也是当前宏观调控存在最大的问题。
图1：政府决策层计划调控框架
而基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数据资源主要来源四个部分，其一是政府部门直接掌握的行政数据，包括各级政策部门记录的数据；其二是各类商业数据；其三是网络数据，社交新闻媒体广播电视等发生的数据；其四是通过数字技术掌握的实时动态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数据。这些数据资源在理论上可以被政府掌握，政府部门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科学分析，可以准确掌握市场的真实信息，据此做出精准计划调配，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在整个政府决策层计划调控的决策框架中，决策层的价值观起到最核心的作用，互联网、物联网、数据挖掘、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数据的搜集、挖掘、分类、处理等提供技术支持，最后实现政策出台。这种调控弥补了传统计划调控带有的盲目性，使传统理性选择理论指导政府决策时做出真正的“理性决策”，而政府部门也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在各行各业建立数据获取、数据挖掘的系统并且对数据进行筛选处理，然后研发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进行科学分析，在计划调控的思维走向实践过程当中，政府部门必须研发出各行业收集数据系统平台，包括各类传感器、定位系统和社交媒体，研发出算法精准、模型设计精确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并且在参数设计上不能带有个人主观判断。
五、结论与建议
在新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背景下，当无形手以及政策现有的有形手调控失灵时，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精准计划调控，这并不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也不是否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基于新技术使政府有形的手更有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因此当前政府还需：
（一）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政府部门利用新技术进行精准的计划调控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成熟的技术。为此政府部门首先主动需要打破信息孤岛的现象。政府部门若想提高有形手的作用必须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整合各个部门信息数据，同时借助百行征信的作用，打破信息孤岛的现象，建立囊括各行业海量级数据库，这也是很多新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其次，大力研究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这类的应用可以帮助决策者打破主观决策的缺陷，有能力处理海量级的数据，避免信息的失真。政府部门除了加强资金投入，还可以积极和民间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最大程度利用资源；最后，在微观层面，政府部门应该降低新技术企业经营成本，继续减轻高技术企业税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高科技企业家积极性。
（二）政府决策部门要建立大数据调控思维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思维调控有别于传统的计划调控方式，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思维上进行转变和重新认知，以新技术为指导的机会调控方式在理论上能够精准的对资源进行配置，决策者还需要联合第三方研究机构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建立完整的以新技术为支撑的调控体系。
（三）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涉及大数据的应用也必然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这是两种天生对立的矛盾体，一方面政府部门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精准计划调控必然涉及海量级别数据的搜索、挖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就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够被采集，在这方面，政府部门还需要从法律上进行明确，哪些方面的数据属于个人隐私保护的范畴，哪些能够可以被政府或者第三方采集。除了在法律上进行明确以外，还要严厉打击非法窃取个人隐私以及恶意散播谣言的行为。
（四）加强对大数据等新技术人才的培养
新技术的实现是需要大量人才的参与，尤其是新技术助力政府部门进行决策，跟需要高尖端的新技术人才。而这方面人才目前我国十分匮乏，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高校是培养技术人才最直接的场所，高校一方面在校内进行培养，另外一方面可以和科技型企业进行合作，建立新技术实验室，联合培养新技术人才。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根据技术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聘请相关人才，建立高层次的人才队伍。
（五）界定政府部门在计划调控中的作用
计划调控的主体核心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在计划调控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但是政府部门的权力不能太大，否则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导致调控变异。政府在计划调控中的定位必须是民主、有限、法治的政府，政府部门发挥在计划调控的职责必须是完全按照法律进行，“全能政府”最终的结果就是任何行业都无法调控好。此外，还要做好配套机制，在政府和市场中间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发挥起桥梁纽带的作用，积极帮助政府部门掌握市场信息，建言献策。
（六）建立对数据动态管理的部门
未来数据资源将是比较重要的资源，数据资产也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产，值得庆幸的是，软件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海量级别的数据存储成为可能，但是对数据管理保护还得引起足够的重视，政府部门必须建立相应的数据管理部门加强对数据资源的管理，避免出现数据泄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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