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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陆岷峰教授直言:支持发展民营经济与防范风险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

陆岷峰 · 零壹财经 2018-12-25 18:35:35 阅读:2272

关键词: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监管体制改革金融风险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数据看,民营企业的数量占总数90%以上,占就业和新增就业80%以上,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60%以上,税收占总额的2/3,创造的利润占全国70%以上,对国民经济的总...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数据看,民营企业的数量占总数90%以上,占就业和新增就业80%以上,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60%以上,税收占总额的2/3,创造的利润占全国70%以上,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贡献已接近2/3。习总书记在2018年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也强调,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来,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政策压力剧增,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遇到了较强的阻力,A股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先后被国有资本接盘的现象更是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和疑虑,不少人担心随着国企混改的深入推进,国企会趁机大规模兼并民营企业,来拓展企业的市场份额。为此,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对于“国进民退”,应理性看待,简单讲“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并不是十分严谨的提法,一定时期,企业所有制结构与当期一国发展的主要目标,社会矛盾,社会环境关联性很大。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形势危急,金融风险暴露的情形下更应该理性分析。刘鹤副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指出,一些前期通过高负债扩张较快的民营,由于偏离主业,在流动性上遇到困难,国有银行或国有企业进行帮助甚至重组,是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过程中,“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论的话题。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从风险角度看,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所有制好与差缺少足够的事实证据与逻辑。但是基于人的劣根性,从企业自身风险角度看,在以利润为目标的价值追求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内在冲动及现实行为确实会加剧自身风险。上市民营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热衷于铺摊子、扩规模、高负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在多个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不合规、不合法的问题,也印证了这点,而基于这一结论,就当前打好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深化金融专项整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争论


关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话题长久以来便已存在,两者主要涉及对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争论,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既有支持,也有反对,然而跟多的是对两者存在持怀疑态度。反对“国进民退”主要原因是认为国资收购民营企业背离了改革的方向,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杨速炎,2010);支持“国进民退”主要原因认为,国有经济的壮大能更好发挥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中国模式”优势的体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角度出发,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共产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从长期来看,不断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直至彻底废除私有经济,及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周新成,2010);持怀疑态度者主要认为,“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其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在个案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局部的国有企业扩张现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论(李政,2010)。国有企业的进入和推出,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其进入或者推出某个行业,基本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其比重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应该与非国有企业保持适度平衡(胡乐明和王杰,2012)。

(二)企业经营行为研究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为所有制的不同,“人”的因素在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影响也不同。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受到一部分限制,冯桂平(2013)就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评述。他梳理了政府干预的相关理论,总结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方面的相关研究对战略理论的本土化、制度与企业的相关作用关系、制度对企业战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除了营利任务以外,同时还承担着政治任务和公共任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许俊伟(2017)认为国有企业具体定位不清,也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须基于国有企业属性,厘清国有企业地位,调整好政府与国有企业监督关系,并对国有企业经营行为进行规制。民营企业在管理决策、经营行为方面与国有企业差异很大,大都是民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主或是股东等公司高层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行为,因此“人”的因素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间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为研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者行为差异及原因,唐少青(2002)对株洲市百家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行为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者在行为动机、行为目标、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而产权关系是产生差异的根源,市场机制是产生差异的直接原因,激励约束机制是影响经营者行为的重要因素,政企关系是影响经营者行为的外部因素。

(三)人的劣根性研究

根性是佛教术语,佛家认为气力之本曰根,善恶之习曰性。人性有生善恶作业之力,故称"根性"。根性具有两面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这就产生了对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性本善”是人本质上善良的一面,“性本恶”则是人本质上丑恶的一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的劣根性”之所在。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而末俗承流,遂藉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根性,而误尽天下。”中所说的劣根性就是是指人的劣根性。人的劣根性,就是人本能的特性,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是长期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性。人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劣根性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往往有所体现。陆岷峰、徐博欢(2018)对我国金融乱象反复出现的根源进行分析发现,由于金融劣根性的存在,我国多年来对金融乱象的治理未能从本质上得到解决,只是缓解了一些“症状”。金融劣根性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为不断寻求利益最大化,试图绕开监管红线获取超额收益引发创新无边界的企业本性。金融劣根性其实是对企业经营活动中人的劣根性对金融活动影响的本质思考,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行为往往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到正常的金融秩序,人的劣根性在金融乱象中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四)民营经济的风险防范研究

对于如何防范民营经济风险,郑良琳、佘斌(2017)以莆田市为例探究了经济下行期民营企业信贷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问题。他发现当前莆田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众多,大部分仍处于转型期,效益不大,这些企业逐渐向成本较低的区域转移,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且具有区域块状特征。而民营企业的金融风险特点主要是担保圈情况复杂,企业联保过于泛滥、多元化投资严重、发展路上盲目“逐利”、缺乏自我评估能力,上市跟风潮汹涌、资金融通机构不优,民间融资规模不小。针对以上风险特征,既要从企业自身的管理出发,也要从政府部门职能的发挥出发,着力解决经济下行期民营经济的风险防范问题。当下民营企业风险凸显,商业银行须注重民营企业的信贷风险管理。孙翔宇、周琼(2018)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结构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整体微升,不同结构(分析了不同客户、业务品种、行业,区域的不良贷款情况)分化明显。防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应对不良贷款管理有结构性思路、加强对形势的研判,科学制定授信政策、做好贷款的全流程管理,丰富不良贷款处置手段。吴海洲、孔刘柳(2017)基于财管管理的视角,实证发现商业银行理财规模的扩大会导致不良资产率有所上升,即银行理财业务会对银行放款能力以及社会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宏观政策方面、银行自身和贷款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防范和化解银行不良贷款的政策建议。

(五)文献评述

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对“国进民退”的话题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的观点都紧密联系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两种所有制的特点,但这些观点都太过片面,当前普遍接受的是持怀疑的态度,即“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论。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研究虽然考虑到了所有制不同和“人”的因素的影响,但研究深度不够,一方面是未能把企业所有制与“人”的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未能深入挖掘人的劣根性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是如何体现,即企业所有制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因此,现有文献存在几点不足之处:第一、未深入研究人的劣根性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第二、未考虑企业所有制属性,主要是自然人和民营属性的企业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影响,即未从企业所有制角度考虑民营经营的风险特征。第三、未能从企业所有制角度、从企业经营行为提出当前民营经济防范的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基于企业是由“人”来经营,人的劣根性往往会通过企业的运行表现出来,当企业是自然人或民营性质时,这种劣根性会表现得更加充分。因此,提升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必须从优化借款人所有制结构,强化自然人、民营企业的合法性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三、民营经济的风险特征、现状及根源分析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我国民营经济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已发展至如今规模(如表1),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前民营经济向更广阔舞台迈进过程中须解决风险问题,对此应分析好民营经济的风险特征、风险现状,进而探讨民营经济风险的本质根源,提出对应的解决对策。

表1:各阶段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

(一)民营企业的风险特征及现状

民营企业的风险特征根据其风险分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自身经营风险,二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善导致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民营企业自身经营风险是指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为违法违规行为给自身发展和社会其他部门造成的风险,如上市公司的欺诈发现行为等。民营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指民营企业因经营不善给银行带来损失,最终导致商业银行出现信贷风险。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风险之一。

1.自身经营风险现状

如图2为2008-2018年二季度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情况。农商行10年来的不良贷款率一直高于其他四种商业银行,且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近两年来有明显扩大的迹象。外资银行10年来的不良贷款率一直处于低位,明显低于其他四种商业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表现较为稳定,近几年来不良贷款率趋于稳定。结合图2可以得出结论,近年来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风险突出,主要是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升高。

图1:2008-2018年二季度不同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银监局官网

农商行相比于其他四类商业银行,其不良贷款率较高的原因在于:第一、权责界定不清晰。农商行是由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共同组成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其股东构成和经验管理方面的权责界定不清晰,内部层级不明确。第二、奖惩机制不合理。由于农商行成立时间普遍较短,因此缺乏长期检验、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农商行的奖惩制度不合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第三、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主要分为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外部信贷管理是指对信贷审核等流程的专业化管理,而内部管理是指对内部操作风险的管理。一般,农商行是由农村信用社逐步转型而来,其风险管理机制比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相对较差。

表2:近年来10家退市上市公司情况
数据来源:企查查、上海、深圳证交所

表2是今年来10家退市上市公司的情况。从退市的上市公司数量来看,2016年退市公司1家,2017年是2家,2018年则存在十数家已经退市和面临退市风险的企业,原因基于两点:一是政策变严。2018年3月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为贯彻落实方针政策,沪深交易所制定了《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加强了对上市股市退市要求。二是国内外经济因素影响。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困难,尤其是民营企业、自然人性质的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弱,从退市的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股东性质看,自然人、民营企业属性的上市公司占了大部分,国有控股、国有独资的上市公司只是占了小部分。可见自然人、民营企业属性的上市公司自身存在的风险隐患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差。从上市银行退市的原因看,国有企业退市原因都未经营不善导致,而自然人和民营企业属性的上市公司初期经营不善外,更是出现了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欺诈发现等行为,可见民营企业、自然人属性的上市公司自身内部更易出现风险,即人的劣根性往往会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影响。

2.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现状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实行五级分类制度,按照贷款的风险程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将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均列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中。因此可以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照贷款协议到期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有迹象表明借款人无法到期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贷款。

如表2是2018年前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第二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次级类贷款余额、可疑类贷款余额、损失类贷款余额较第一季度均有上涨。同时,除损失类贷款的占比保持不变外,不良贷款余额、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占比较一季度均有所上涨,与余额的变化情况一致。
表3:2018年前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统计表(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局官网

如图1是2008-2018年二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情况。从2008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且下降幅度明显,至2012年降至10年来最低为0.95%。从2012年之后,不良贷款率又开始持续上升,但2005年以来,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较小,基本保持平稳,至2018年二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为1.86%。不良贷款余额变化情况与不良贷款率基本趋同,但不良贷款余额自2012年以来增长幅度较为明显。从商业银行近10年来的不良贷款变化趋势看,不良贷款余额保持大幅度增长,而不良贷款率较为平稳,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总额增长较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整体情况较为稳定,信贷风险可控,然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有大幅上升趋势,应注意监控以防突发风险。

图2:2008-2018年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

数据来源:银监局官网

(二)民营经济风险凸显的背景分析

1.国外经济环境变化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给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不小的压力,同时给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最主要的是对出口的影响。“出口、消费、投资”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2015、2016两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连续两年下降,直至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才扭转局势,2017年总值为27.79万亿元,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14.2%,而民营企业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5%。外部整体环境给我国民营经济环境带来重要影响的同时,不确定因素也将影响着我国经济整体环境,如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加速了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速度,减少外企在中国的投资,中长期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实体经济。中美贸易战还造成我国股市的巨大波动,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

2.国内经济环境变化

国内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GDP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放缓,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当前的货币政策和利率都存在偏紧和偏高的情况,再加上从2017年开始的严监管政策,金融去杠杆到实体经济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国内经济发展、企业经营运营面临巨大的压力。但2018年一季度GDP顶住了经济下行的压力,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98783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与去年四季度持平。

3.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隐患

基于人的劣根性,从企业自身风险角度看,在以利润为目标的价值追求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内在冲动及现实行为确实会加剧自身风险。上市民营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热衷于铺摊子、扩规模、高负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在多个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不合规、不合法的问题。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国企杠杆率逐渐降低,而民企杠杆率则一路走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2018年6月末,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59.3%,较2016年底上市了2.3%。

(三)民营企业风险的本质原因

1.人的劣根性体现在民营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人”作为金融活动主要参与者,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往往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将人的劣根性带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人的劣根性作为长期养成、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性,在金融等各行各业中均有体现。“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基础假设之一,在参与金融活动时,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的市场主体往往会选择最优的交易策略。当一个经济目的可以通过多种交易策略实现,且对于不同的交易策略,监管制度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时,经济主体只会选择花费最小成本的交易策略。监管套利正是这种基于不同制度间的差异性,来获取最大利润或最小成本的经营行为。监管套利往往是通过转变业务形式、市场主体、监管主体等方式来实现。除去监管套利,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还会表现出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效率低下、恶性竞争、嫌贫爱富、过度创新等特点。这些特点在民营企业所有制特点下更易形成,原因在于民营企业主对公司经营决策具有重大话语权,在缺少监管及利益最大化冲动下往往更易进行违法违规操作,企业经营面临的经营风险也相对更大。

2.利益最大化冲动下规范的约束无效性

利益最大化冲动下规范的约束无效性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营企业在利益最大化冲动下可能突破法律红线进行违法违规操作。这样的企业往往把利益看成是金融活动唯一的目的,而不考虑其他如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另外,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可能造成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规避政策监管,进行套利活动,尤其是游走于监管灰色地带的伪创新,严重危害了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在利益最大化冲动的驱动下,过度创新往往造成了规避监管的工具,违背创新驱动发展的本源。另一方面是监管未能形成有效的约束。监管是保证行业合规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然后由于存在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监管未能对行业形成有效的约束。一是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识不强。监管部门对于新出现的事物或苗头放任不管,等到行业内乱象产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进行深入整治,“算总账”。二是法律体系不完善。我国监管法律与司法体系不完善,未有完善的法律、司法体系保障行业秩序的正常运行。三是创新导致监管难度的提高,导致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监管存在一定的盲区。

3.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风险偏好不同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风险偏好主要表现在过去的经营方式上,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偏好于粗放式经营模式,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高负债,在信用、安全、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不合法问题,在内部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建设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速度,导致企业内部隐性风险激增,在国内外经济压力和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面临很大的风险压力。而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会更加注重风险因素。同时,国有企业在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上有较为完整的体系,面临的监管也偏严,因此,国有企业的风险偏好与民营企业不同。

4.民营企业实力相对较弱,抗风险能力差

民企与国企相比无论在流动性,自身资金实力,还是融资能力方面都相对较差,所以民企的抗风险能力差。尤其是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压力剧增,中美贸易战给我过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民营出口企业遭受重创,国内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行业内竞争激烈。当前颓势下实体经济的未来也引人担忧,金融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中间环节增多,资源分配效率不断下降,表现为社会平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进一步限制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沉重的赋税进一步压缩了我国企业的利润空间,2019年1月1日起社保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又将给各企业沉重的负担,我国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令人堪忧。

四、新时代民营经济风险防范对策

(一)切实加强企业的党的领导


目前我国处于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周新成,2010)。“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指的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政府部门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当时情况提出的具体政策。就当前国内外形势看,我国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金融风险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力相对偏弱的民营企业由于存在利益最大化下的冲动经营行为,往往是风险高发、频发地带。可见,当前国有银行或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进行帮助甚至重组的现象有助于民营企业抵御风险。因此,我国政府部门的决策既符合现实情况,也满足社会需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有效防范与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风险,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忽视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建设作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同时要更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实际情况对所有制占比作出合理的调整,保证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稳定性。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企业应坚持党的领导,必须看清当前情形下大肆鼓吹“国进民退”的实质是以资产阶级的立场为私人企业主的个人利益说话。党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希望使全人类得到全面的自由和发展,对于社会上对某些以私人利益而鼓吹“国进民退”的舆论,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

(二)提高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委派合法合规经营驻厂员

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流动性等风险,既有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而其自身存在的不足也是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自身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民营企业自身实力偏弱,在经济及政策压力下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弱于国有企业。二是民营企业所有制属性决定了企业主在企业的经验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人的劣根性存在,企业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内在冲动从而引发风险,因此须提高民营企业的风险意识,提高民营企业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同时,也可以委派合法合规经营驻厂员。既能起到监督作用,监督民营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有效防范企业风险,也能起到指导作用,指导民营企业加快风险体系的建立,践行合规经营理念,帮助民企转变合法合规经营的理念,提高企业合法合规经营意识。

(三)强化内部控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内部因素是企业发生重大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强化内部控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改进和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方式,加强科学决策。民营企业的内部决策往往是企业主“一权独揽”,然而由于企业主自身的决策会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决策的正确性存在质疑。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企业内部应听取八方意见,做到科学决策。二是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提高监事会的监管权力。监事会是企业内部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监事会形同虚设,发挥不了任何约束作用,也未能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因此,各企业应肯定监事会的合法地位,赋予监事会适当的权力,保证监事会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各监事应用好手中的权力,积极展开工作,发挥自身职能。三是完善企业制度,明确各自职责。完善的企业制度是保证企业合理运营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制定和完善“三会一层”相关制度,规范企业内部运营和管理。同时,明确企业内各自职责分工,划清权责边界。四是完善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完善激励机制有助,对员工,于提高员工工作热情,提高企业工作效率。与此对应的是,建立适合的考核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强化审核制度,提升准入门槛

金融等部门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同时其内部潜在的风险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因此,金融等重要部门的从业者须具备较高专业素养和道德底线,然而目前我国对这些部门的从业并没有这方面的审查,因此要提高融准入的原则。既要对实际控制人,高层管理人员的素质、专业知识、履历、信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和审查,也要对金融机构的资质、股权情况、股东情况、业务模式等多面信息进行排查,凡是存在问题和质疑的高管和金融机构一律禁止进入这些部门从业。针对金融部门,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当前分级、分散的金融牌照审批体制已经不能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和互联网金融业务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新特点使得金融乱象频发,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完整的金融牌照审批制度,严格加强金融准入(陆岷峰、李蔚,2017)。

(五)对民营企业进行适度分工,适度控制民营企业发展规模

对于金融、医药等涉及国内民生的行业,政府部门应该进行有效控制,或者将这些行业的开放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方面,这些行业都属于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关系着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这些支柱行业的国有化也是我国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我党用于建设祖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进入是对这些行业合法合规经营最有力的保证。政府部门能深入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对企业的运行进行实时监督管理。民营企业由于企业主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因此易发生违法违规现象来获取暴利,这是由人的劣根性决定的,因此有必要通过行政手段规制风险。同时,应适度控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国内近年来存在不少企业通过高杠杆和高负债的方式来加快企业的发展,然而这样的方式存在不少弊端,也潜藏了不少风险,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要控制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要控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尽管名义上,民营企业是自负盈亏,然而在实际过程中最后银行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大企业的倒闭也可能会引发大的社会混乱,造成较大的社会舆论。因此,既要对民营企业进行适度分工,也要适度控制民营企业发展规模。

(六)大力支持并发展个体工商户作为发展民营经济的重点

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应当继续坚持并将长期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当前经济形势下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要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动摇。个体工商户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有利补充。个体工商户相较于民营企业,具有风险小、风险可控、发展快速、参与要求高等特点,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可大力支持并发展个体工商户。

五、结论

对于当前“国进民退”的争论应理性看待,不可否认民营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里以及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不可忽视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更严重的风险隐患。由于人的劣根性存在,民营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相对于国有企业确实更易产生风险。本质原因在于四个方面:人的劣根性在经营过程中的体现、利益最大化冲动下规范的约束无效性、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风险偏好不同和民营企业实力相对较弱,抗风险能力差。为防范化解民营企业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在当前金融风险凸显,社会乱象频发的背景下,应该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强企业的党的领导,持续坚持强监管、严监管的基本原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深化监管体制改革,才能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社会秩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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