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从治理机制和体制入手布局平台经济风险管理大文章
陆岷峰 · 零壹财经 2019-10-15 10:34:10 阅读：4128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更是跨越式地发展，经过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亟待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急需转型，发展动能也迫切需要转换。传统的商业零售流通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新的经营模式出现。近年来兴起的平台经济，以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为基础构建的供需经营模式，突破了传统的运营架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缩短了供应链距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能与效率，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首选措施之一，因此，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平台经济”列入报告中的内容。
尽管平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成长有巨大的正能量，但同任何事物一样，均有正反两个方面作用，平台经济由于成立的时间较短，无现成的成熟的理论作指导，也无成功的经验可作借鉴，平台经济本身固有的虚拟性、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无疑会增加平台经济对社会带来的风险性，由于平台经济加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其风险一旦形成，扩散和传播的速度也是倍加的，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与影响也是巨大的，切实强化对平台经济的管理十分必要和迫切。
平台经济的价值在于其创新性、高成长性以及对市场的高适应性“三性”，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运营方式之一，对其管理如果过度用力必然会抑制其“三性”特征的张扬，平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最重要意义，因此，从利于平台经济“三性”的充分体现及又要防范好平台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有必要基于平台经济的风险特征，做好强化平台经济治理体制与机制的顶层设计，让平台经济在监管的容忍度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新、成长和市场的适应性。
二、文献综述
（一）平台经济概念及重要性的研究。王千，赵敏（2018）认为平台经济是一种交易中介，如果从价值链运动过程视角不难发现，平台企业上线是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下线则是各类形式的消费者，平台仅仅是一个交易空间或者是场所。平台企业目前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取得了较多的成功案例，创造了较多较好的商业创新模式。平台型企业涉及到生产厂家、销售代理商、物流企业、消费者等多个主体，其利润渠道主要是中介手续费等。[1]刘群英（2018）认为平台经济就是一种虚拟或真实的交易场所，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是通过平台的交易可以促进参加交易的各方实现其产品的价值或增值，平台只通过这种交易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或获得相当的价差而生存，平台运用的主要手段是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经济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经济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对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平台经济中涉及到各个主体关系十分复杂，至少有平台与平台之间、平台与供应商、消费者与平台、供应商之间、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监管与平台之间六种关系，互相交织，较为复杂。[2]汪长柳（2019）认为如果从概念上说，平台经济是指通过“信息技术+第三方支付”作为经营手段，在虚拟的空间或真实的交易空间或场所，实现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交易交割，通过价值链、供应链的重构，优化社会资源，促进产业融合。平台企业是指以平台为载体，参与平台经济活动，沟通供应链上的厂商或者消费者，使参与者增值并实现本身增值的企业。平台经济首先是一种新型的创新的商业模式，当今世界上成功的大型企业中，约有超过60%的企业的主要收入与平台有关，平台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场深度的产业革命，对于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产业的快速转型升级、企业做大做强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已经成为众多企业增强核心竞争能力的利器。[3]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及风险特征的研究。王千，赵敏（2018）认为平台经济特征一是双边市场特征，即平台企业既要应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又要面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者，要一手托两家；二是网络的外部性特征，是指平台的供需双方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会互相影响，当需求越大、越多元化，供给也会越多、品种越多样化，反之也然。这种特征不完全取决于平台的本身，而在于平台上下游双方的互相影响；三是平台的开放性，是指平台不仅仅局限于双边的一种服务市场的开拓，还着力于第三方、第四方服务资源的运用，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广泛、更多主体参与、更加高效的商业生态圈；四是智能终端化，通过人工智能在平台中的运用，让平台参与各方有更好的服务体验，且有更高的效率[1]。汪长柳（2019）认为平台经济包括了创新性、成长性和市场的适应性三个特征，平台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全球头部企业都是创新的先行者，无论是苹果还是中国的联想、腾讯等无一不是创新的领导者；平台的成长性主要表现为企业发展一旦越过发展的临界点，将会爆发性增长；平台的市场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平台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各类交易活动的成本直接下降，打破了产业的体制约束，使资源流动更加市场化和效率化。[3]刘群英（2018）认为平台经济发展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或风险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平台经济加重了市场和行业的垄断行为发生，市场上出现的超级平台对供应商和消费者都存在权利伤害的可能性，一方面操控供应商，另一方面减少了消费者消费的选择权；二是不断加大了供应商的经营成本，当众多的供应商只能服务于一个平台或少数平台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已经由过去的市场竞争转化为平台引导下的不充分竞争，只有通过花钱参加平台主持的各种活动取得商品交易的机会；三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平台杀熟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权益常常受损。[2]
（三）发展平台经济策略的研究。汪长柳（2019）认为发展平台经济首先要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研究，用先进的平台经济理论引领平台经济的发展，通过建立专业化的平台经济研究机构，为各级领导发展平台经济提供科学决策支撑；其次是要通过政策加大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可以建立平台经济企业的集聚区，推动一批企业向平台经济转型；第三要重视平台经济发展的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吸引更多的复合性人才从事平台经济的发展；第四要积极为平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充分运用政府的经济杠杆加强对平台经济发展的调节，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3]长城战略研究所（2017）认为通过发展平台经济打造出一流的产业园区，而一流的产业园区依赖平台经济的大发展；要着力做大做强现有的平台企业，选准目标，重点培植；在招商引资等政策中，平台企业可实施优先优惠政策；对于现有的一些可以转化为平台的大型企业就地转型成平台企业；要通过体制、制度的创新推动发展平台经济的创新。[4]刘群英（2018）认为平台经济发展一要加大行业抱团取暖的力度，发挥行业的集体力量，通过行业协会的职能发挥，为行业会员构建各种专业的销售平台，增强客户的粘性。二要结合所在区域经济特点，共建平台，要通过集体力量的发挥，建立以服务供应商的销售平台，三是要加强平台的品牌建设，用平台经济的品牌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加强渠道的管理。不断优化运行机制，保持平台的可持续性发展。[2]王千，赵敏（2018）认为平台当前要保持平台经济健康的发展，一要建立良好的竞争秩序，避免盲目、恶性的商业竞争，平抑垄断行业的产生；二是要兼顾平台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对于违法活动必须严加惩处，特别要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不受侵害；三是要规范监管流程，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监管平台中的主体作用。[1]
现行平台经济理论的研究对平台经济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度分析，对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特征也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描述，对平台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也有所关注，特别是在如何发展平台经济措施上更是多向思维，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操作价值。同任何事物一样，平台经济既有商业模式新、成长强、市场化程度高的特点，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风险系数，比如近年来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据《网贷之家》统计，到2019年6月底，网贷平台累计数量为6617家，累计停业问题平台数量达到5733家，正常运营的只有864家，停业问题平台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5]因此，发展平台经济推动创新发展是一种思路，针对平台经济的风险特征，有针对性地加强平台经济的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建设，保持平台经济在规定的边界内进行充分的运作，也是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法。现有的关于加强平台管理的研究仍然较碎片化，缺少系统和整体性，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就在于从平台经济有效约束的视角来寻找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新思路。[6]
三、构建适应平台经济的风险特征及治理体制与体制的路径
（一）平台经济的风险特征的分析
1、开放性。平台的开放性是指平台不再受现行的行政区域等限制，面对平台以外的空间全面开放。表现在第一：平台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平台所在地的供应商消费者可能成为平台的合作者，外地的也可以成为合作者，且不仅在八小时内上班时间可以实现交易，其他任何时间都可以实现业务的交割；其次平台可以跨国界、跨领域，只要符合平台的交易规则，跨境交易、跨行业交易已不是新鲜事；第三平台交易更注重时效性，特别是周期快等特点，大多是市场上最新的产品，平台大多属于新的交易模式、跨界服务。[7]第四，平台企业注册地、设置的平台交易的行为地、平台企业业主的居住地可能都不一致，这对于传统的企业监管模式显然已经难以或无法适用，存在较大的非监管行为风险隐患。
2、虚拟性（隐蔽性）。平台企业运营的平台是在一个虚拟空间，这同往常的实体店有着本质的区别，实体店经营所有行为均可见可识，但平台企业运营的虚拟平台一是留下痕迹困难，二是也难以适时查看，三是经营活动及很多规则很多都不透明，其违规经营带有很大的隐蔽性。
3、超前跨越性。平台经济的生命力在其同传统的经营模式相比有强烈的创新性，其交易方式灵活多变，只要能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商业模式都可能在平台先行先试，正是因为这种超前的创新性，给平台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平台创新只考虑到其经营目标的实现，因此，很多的创新经营行为现行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没有相应规定，平台企业便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思路，大胆创新，有些过度创新却成了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子。比如近年来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就属于过度创新的一种，由于对其经营的后果缺少足够的评估，导致大量投资人受损，平台经营者受牢役之灾。[8]
4、隐私泄密。由于平台运营过程中一般要实名注册，因此，平台在运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企业和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有些是平台强制要求提供的。一方面，由于管理上的问题，一些平台对涉供应商和个人隐私缺乏严格的保护，导致贩卖隐私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法，平台也有可能涉嫌侵占了供应商及消费者个人的数字资产权利。因为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均属于数字资产的一部分，既然是数字资产，就有市场价格、就可以进行交易，任何人应用了他人的数字资产都要通过交易来实现。[9]目前实际情况是，不少平台因为平台的交易获取供应商或个人交易数据后，可能会成为本平台或合作商进行信贷投放等依据，擅自无偿使用了他人的数字资产，这显然不仅涉嫌泄密隐私，更是一种侵权行为，但目前法律制度还没有具体的保护细则来进行约束。
5、复杂性。网络交易本来就很复杂，加之平台经济涉及到的参与者又很多，加上交易方式的多样化，随着交易额、交易规模的爆涨，平台经济的复杂性可想而之。而这种复杂性加剧了竞争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平台规模也出现向两极化发展，集中化程度不断提升，出现市场上的“巨无霸”平台，因而也就出现行业垄断，市场表现出来的信息往往失真，市场无形的手作用难以有效地发挥，而作为监管的有形手也难以实时对平台经济进行穿透式管理。[10]
（二）平台经济治理体制与机制的构建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方针对平台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强化政策管理力度，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构建有利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监管机制，营造良好的公平的市场环境。结合平台经济的风险特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当前，在加强平台经济的治理体制与机制构建方面宜重点做好下列工作。
1、坚持法律底线，完善法律体系。首先，坚决执行现行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平台经济也不是法外之地，只要法律禁止的行业、行为任何平台企业不可违反，这是平台经济运行的底线，任何突破这一底限的企业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其次，要积极推进平台经济法制化建设。由于平台经济是一项新事物，其运行模式和流程同传统的零售等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其风险特征更具有个性，现行的法律制度有些条款不适应平台经济的要求，有很多方面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因此，及时针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新的形势、特点、业务模式，完善、修订新的法律法规制度，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及治理提供法律上的依据。[11]
2、守牢政策红线，强化政府的监管责任。平台经济涉及参与主体多且复杂，其信息透明度较低，市场手段对透明度过低的经济活动，其调节的效能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有形手的作用必须加以发挥，否则，平台经济的市场经济秩序会被破坏。作为政府对平台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持积极支持的态度，这是管理的前提，也是管理者的目标，强化管理也是为了发展，不是为管理而管理；其次要改进管理方法，要以制度为先导，以制度约束平台经济行为，构建长效管理机制，以制度约束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具有可持续性；第三要改进监管方式，加大监管力度，要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平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为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为手段；第四对平台经济中的非制度、非法律行为必须严格执法，从严打击，要主动作为，不能出现管理部门责职真空的现象，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出现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是自身发展出了问题，管理部门管理力度没有及时触及也是原因之一；[12]第五要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对非市场行为一出现就要严厉打击，不能等出了问题再去被动处理。
3、扎实平台企业制度，构建平台经济新秩序。平台经济是由各个参与平台经济发展的平台企业、供应商、消费者构成，在各参与主体中，由于平台运营企业是平台经济运行的核心和关键，平台企业负有对平台运营制度、运营模式、经营流程、内部管理、竞争规则、营销思路设计等等，因此，平台企业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合市场规则至关重要。加强平台经济运行的治理，做好平台企业的制度度建设是打牢平台经济治理的基础，是保持平台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准则。[13]因此，平台企业制度的设计首先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任何违反法律的制度都是无效的；其次要执行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按区域经济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第三是要充分体现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遵循的商业伦理以及本企业的经营文化。
4、构建容忍、容错机制，保护创新活力。平台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其生命力也在于创新，创新力度过大就会创造风险，创新力度不足又会是保守的代名词，难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创新与监管始终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创新与监管都是为了促进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创新过度会挑战监管底线，而监管过度必然是创新不足。[14]平衡好两者关系，不能过度地强调创新或监管，而应当根据创新及监管的对象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处理。就平台经济而言，首先对平台企业要进行分类管理，这个十分重要，目前的平台主要有电子商品交易、电子服务交易、金融服务交易平台三大类，这三类交易参与者、涉及面等均有所不同，因此监管也不尽相同，通过实行分类监管，体现监管力度的差异；其次对于准入的行业必须前置审批，比如金融服务交易平台，即使在实体经济中的金融企业都必须实行前置审批，对于虚拟空间的金融平台则更要实行前置审批；第三，对于用于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平台创新监管必须敞开大门，只要不是涉众投资、不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平台，要鼓励其创新发展。第四对平台的创新要有容忍度和容错率，不能一开始就要求完备完美。[15]
5、发展平台监管科技，以新技术平台监管新业态平台。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等多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技术手段为支撑的，以新技术构建的平台经济业态，显然，如果仍用传统的监管方法是无法适时、准确地进行平台经济的监管和治理，因此，必须以监管科技来强化对平台经济的治理和监管，具体地说就是至少要与平台经济同步发展监管科技。首先要搭建监管平台，要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及云计算等新技术，按照监管和平台经济治理目标要求，设立相应的监管指标体系；其次要与各平台进行数据对接，打通数据共享通道；[16]第三建立治理预警指标体系，对运营平台进行全流程控制，管理，一旦出现异常，根据预警提示及时采取治理措施，让平台经济始终在监管边界与创新容度区间内规范运行。
6、优化平台治理结构，强化自我约束能力。平台企业的公司治理是平台经济治理的重要微观基础，一个好的平台公司治理一定是集规范、创新为一体的经济主体。加强平台企业治理结构，首先要完善平台公司的治理结构，要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架构，“三会一层”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确保平台公司的科学、高效决策；其次要切实强化党在公司治理中的政治核心地位，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要强化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政治核心地位，确保企业的发展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方向，从而也就不会去让平台成为诈骗、祸害老百姓的场所；[17]第三是要有个科学的市场定位，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初心。平台只有市场定位准确，经营也才可能成功，也就不会动歪心思去知法犯罪；第四要有民主监督制度，平台的一切经营活动要有员工实施有效的监督下去完成，因此，要切实强化员工的民主监督意识，让管理经营在员工的监督下规范运行。[18]第五构建健康的企业文化，坚持服务于民众生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从而，让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加规范、合理。
7、注重投诉机制建设，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平台运行中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侵犯消费者的权益，而这些既可能是平台引起，也可能是供应商的行为所致，因此，加强对平台经济的治理，将保护消费者权益要作为治理的重点来抓。首先要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公开平台投诉通道，要让消费者在受到侵权时有地方表达诉求；其次要大力发挥消费者协会、各专业协会的自律组织在行业治理中的作用，对于投诉属实的平台，要通过行业自律组织等进行通报，处理形成约束力；第三，对投诉情况要及时进行社会公示，告知，第四对于投诉属实的违法违纪平台要严厉打击，必要的要及时清理出市场。
四、基本结论与研究建议
（一）基本结论
1、平台经济是当前带有战略性的新的运行模式，对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视平台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带有战略性的前瞻性的发展思维，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不动摇。
2、平台经济既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产能转换等诸多优势，但平台经济中存在的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等事项层出不穷，金融服务平台中的乱相导致诸多投资人巨额经济损失，切实加强平台企业的社会治理十分必要并十分迫切。
3、平台经济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维度共同治理才能取得成效。
4、治理虽然十分必要，但治理的方式、方法、力度至为关键，要在保护平台的创新力、成长性的同时实施有容忍度、有容错率、有温度的监管，让平台经济在监督弹性区间内创新发展。
（二）研究建议
1、制定平台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对平台经济的宏观指引。平台经济作为新兴产业，
有序的发展是行业治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各地政府、行业要制定所在区域的平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由科学的规划作指引从而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的发展，避免在种类的选择等方面一哄而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2、切实强化金融对平台经济的杠杆约束。平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的支持，因此，在对平台经济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结算制度等等的引领作用，对于规范经营、有科学的业务流程、严格的内部管理的平台，商业银行可以以优惠的价格提供供应链方面的金融支持。相反，则要进行严格的控制。
3、防止垄断组织乱作为，积极实施《反垄断法》。互联网经济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分享理念，但现实生活，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呈向少数头部平台积聚资源的趋势，形成一些领域的垄断，不仅对供应商形成了不公平，对于广大消费者也存在一定的价格垄断和强制消费。对平台经济的治理不仅仅是合法合规的治理，对于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商业伦理的治理同样在范围之内。
总而言之，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是我国实现“十三”战略目的有效路径，也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加快平台经济发展是正向激励，强化平台经济治理则是反向激励，虽然作用力和重点不同，其结果都是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促进发展与强化治理相结合，平台经济才能沿着健康、快速、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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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5期，原标题：《平台经济：风险特点与治理体制与机制研究》内容稍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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