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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陆岷峰:中小商业银行高危机概率与风险事项治理重点

陆岷峰 · 零壹财经 2020-01-15 16:24:12 阅读:6265

关键词:中小银行生态圈陆岷峰风险事项治理

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是银行业生态必须配置的要素,更是承担发展普惠金融大任的主要载体。由于其天生的风险系数高的特性,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逆经济周期的背景下,频发的挤兑事件、高管违法案件等高概率危机已经波及到国家金融安全的大业。形成的原因内、外部及偶发因素都有,根本点还...

[摘  要]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是银行业生态必须配置的要素,更是承担发展普惠金融大任的主要载体。由于其天生的风险系数高的特性,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逆经济周期的背景下,频发的挤兑事件、高管违法案件等高概率危机已经波及到国家金融安全的大业。形成的原因内、外部及偶发因素都有,根本点还是在于治理重点在精准度及力度上还不够,全面深化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已经是缓释其风险的不二选择。
    
一、引言

到2018年底,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达4588个,就商业银行而言包括了6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34家城市商业银行,1397家农村商业银行,30家农村合作银行,1616家村镇银行,除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外,其它均归类为中小商业银行。可见中小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体系中数量占主体,资产总额约占银行业40%以上,业务覆盖面遍布全国各地,广大的农村市场服务面几乎是百分之百,构成了我国银行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是发展普惠金融,履行社会责任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而快速成长起来的,与此同时,强化中小商业银行的管理,防范化解风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城市信用社改制成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改组成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积极推动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市,从原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到现在的中国银保监会等,无一不是围绕中小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来展开,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明显,化解了历史上沉淀的风险,保持了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持续健康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助推作用。

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发展动能,经济增速趋缓,加上国际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银行业的发展也面临大考。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陆续出现的危机风险事件,除了正常的市场规律等不可控因素引发外,更多的高危机事件确是风险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从河南省伊川农商行、辽宁省营口沿海银行因谣言发生集中挤兑,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包商银行的一年期接管,再到锦州银行工商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重组,以及对恒丰银行高管的全面重构,虽然处置结果与效果都符合预期,但无一不说明逆经济周期研究背景下,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会进一步放大,市场韧性不足。因此,当前,结合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分析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点与风险源,从全面深化体制与机制改革入手,抓住风险治理的重点,对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级别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研究

李少伟(2019)认为从服务对象上来分中小型银行业机构主要是指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家户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市场主体要素,其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在丰富地方融资渠道多元化中、在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中、在完善地方金融体系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1]。陆岷峰(2018)认为在我国多层次的银行体系中,按照不同标的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按规模分大中小型银行也是一种相对的分类方法。在我国的银行类型中主要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跨区域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等,除工、农、中、建、交、邮六家国有控股银行统称为大型银行外,其他性质的商业银行统称为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型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维护金融生态、丰富金融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等各方面均发挥特殊的作用 [2]。

(二)关于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研究

李少伟(2019)认为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服务对象相对较小、较弱,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其经营风险。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有由于借款人综合经营能力差带来的人为因素的信用风险,服务对象由于市场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带来的市场风险,由于不可控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由于银行本身管理不力带来的操作风险等等 [1]。陆岷峰(2018)认为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超速增长低质运行,特别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定时期,这一风险尤其放大。从内部管理情况来看到,公司治理中的股权结构还没有实现分权制衡,专业委员会,独立董事制度作用没有有效得到发挥;在激励与约束机制上,激励机制动能不足,与约束机制又不对等均衡;从总行对分支机构治理角度看,并未形成有效的上对下的治理体制与机制,基层风险事项层出不穷。其结果就是资产质量有所下降,在逆经济周期情况下,更为明显[2]。关于中小型银行业机构的风险,专家更多地就单项风险如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深入的探索。曾刚(2018)则从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解度探讨了其风险状况及对策。曾刚认为中小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当前十分突出,从而导致中小商业银行治理架构的效用大大降低,由于地方政府或财政(以所控国有企业为代表)占据银行的控股地位,这种股权形式造成所有者“缺位”,银行内部人控制,同时股权相对集中,一股独大,其他股东的话语权很弱,目前的“三会一层”很难各施其职,而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公众公司缺少有效的公众监督,此外,经营者的任期及短期行为,直接导致高管人高薪,而其经营期间的风险又会后移显现。继任者继任首先是风险承担和化解者。[3]。

(三)关于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路径研究

李少伟(2019)认为要提升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首先要持继优化商业区银行的业务管理与控制流程,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制与机制,要从提升银行职员综合素质入手,不断提升风险管理与驾驭、识别等能力,要全面提升管理水平,着力强化内部控制制度,从制度上构建铜墙铁壁的约束体系[1]。陆岷峰(2018)认为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基于其风险偏好,要将风险管控作为永衡的主题。当前在风险管理中首先要强化法律意识,守住依法经营的红线不突破,进一步优化风险管理架构,抓紧各项风险管理政策落地,科学运用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其次中小商业银行的各级高级管理人员坚守稳键发展的经营理念,坚持科学发展的战略定力,综合宏观经济形势、地方经济环境及本行发展的优劣势,提出更贴合本行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目标的风险管理战略;第三是中小商业银行要积极引进金融科技为风险管理服务,提升风险管理的技术含量,用技术手段解决常规金融思维中无法解决的难点,如用大数据解决信息不对称,用区块链控制供应链金融风险,全面推动数字风控[2]。 曾刚(2018)认为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控制了中小银行业机构的风险首先董事会要发挥全行风险控制与管理的第一责任地,要制定科学的风险管理战略,不断完善全行风险管理体制与体系;其次要进一步做好全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构建内部控制及风险状况评估指标体系,坚持“从严治行”“审慎经营”的理念,充分运用金融科技在风险控制中的主动作用;第三是要通过利润分配政策的改革,降低股东的利益预期,统筹商业银行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第四要进一步完善薪酬制度,切实加强“三会一层”的协调与合作,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3]。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无论学界还是业界,对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危机事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对产生风险和危机的本源认识上虽有差异但总体观点殊途同归,无非是内、外部原因,主、客观因素,必然与偶然的结果。其研究的局限性往往就现象找原因,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治理方面,在制度建设、监督力度、公司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风险及危机事项不仅在增长,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对于个别现象可以定性为个别主体素质等原因,但对于众多的中小银行业机构犯同样的错误,这一定是体制或机制上出现漏洞或出现灰色地带[4]。因此,本文的研究的立足点在深度分析决定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为的体制与机制入手 ,准确定位其风险管理事项中的体制与机制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具体的全面深化改革,重抓风险管理要点,从而提升治理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三、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一)中小型银行金融机构风险特点


 1.风险大。在金融市场中,在同样的场景和条件下,银行规模不同,抗风险能力是有所差别的,一般情况下,规模越小,风险越大,这是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特有属性。同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金融机构自我积累少,修复能力弱,人才吸引力差,技术投入不足,即使银行同时出现问题,政府部门往往也只会优先救助影响面更广的大型银行。因此,大风险、高风险几乎与小银行是个同名词。

2.概率高。从发生的商业银行风险危机事件来分析,中小型银行机构出险概率明显高于大型商业银行。从机构数角度分析,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事项概率高是可以理解的,但相对于资产、资本等指标而言,风险事项数量、金额占比确是奇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基数小,另一方面其服务对象本身属于社会相对弱势群体,因而,发生的风险事项机会相对更多一些,表现在与其有极为密切的关联的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事项概率自然而然就高[5]。

3.影响面广。中小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群体,其出险或危机不仅仅影响的是自身及服务的客户,其对行业的示范及传导影响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出现挤兑危机,甚至会影响整个行业,会动摇社会对同类机构的信任与信心。而在日益丰富多样化的现代经济社会,社会经济活动与组织的链条既长又宽,市场主体间互相交融、粘合,一旦形成初始危机,整个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给银行业带来灾难性打击,同时还会进一步延伸到实体经济各个领域。

4.引爆点多。中小银行机构虽然规模小,但是由于属于公众企业,其业务链条十分长且宽,触及点多且散,甚至顾客在银行门口丢失交通工具、在营业场所跌跟头、按照规定要求特殊客户提供相应配合等等,都可能引爆负面声誉风险,甚至是经营危机。而大银行虽然经营面更广更宽,但风险引爆点却不多[6]。就近年来金融反腐已经揭示出来的案件看,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高管出事居多,有些一个班子,有些前后二三任领导,出现塌方式腐败或窝案。而银行高管一旦出现案件,投资人对所在机构的信心与信任就会发生动摇,甚至引发挤兑事件。2019年10月因为伊川农商行前任董事长涉及个人违法违纪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有些不明真相群从传播机构倒闭谣言,出现挤兑事件。2019年11月就因为谣言传辽宁营口沿海银行深陷财务危机,导致大批储户前往兑现,造成银行网点正常营业秩序紊乱。类似案例很多。但有些大行的主要负责人违纪违法被抓后并未出现类似情况,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社会及广大投资人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用与信任基础的脆弱性一面。

5.后果严重。同样的负面信息作用于不同规模的银行,其结果是不同的。有时一个无事实依据的谣言也能引起小型银行机构的挤兑,同样规模的不良资产发生在不同规模的银行,对于小银行而言将会是覆灭性的,而对于大银行他有能力进行消化与稀薄。

(二)中小型银行金融机构风险事项频发的体制原因

 1.高浓度行政色彩的公司治理。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过多年的改革,基本上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近年来进一步强调党委在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领导[7]。从形式上看,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体系已经十分先进且很完善,但是,从实质运行来看,其所有高管人员的行政色彩非常浓厚。一是所有的高管人员基本是非真正的股东,有些是作为政府安置人员进入银行高管,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党委书记蔡国华原职位就是烟台市副市长,类似这种无任何银行从业经历后又担任中小银行主要高管的人员在全国中小商业银行中不在少数。而从已经发生风险事项的高管中,这种类型人员又居多;二是高管人员产生的流程,基本是由所在地组织部门提名,地方党委研究决定,然后交由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公司章程的流程来完成;严格来讲,公司高管的任免去留并不是由股东来决定;三是公司虽然有“一委(党委)”“三会一层”四驾马车的治理形式,高管人员均基于源于政府的决策,形成了实质上实际控制人制度,各自己虽然布局在不同的岗位上,或则形成“四驾马车”各奔东西,或则“一长独大”,形同虚设,实质上是管理权力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而已。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高管基本上与市属国有企业享受同职级政治待遇,行政化特征十分明显。四是所谓的监事会一是人员少,而且无独立性和权威性,且其薪酬又是在银行支取,必然完全为经营层同化,起不到监督作用,也没有必要太多的监督[8]。

2.扭曲的政绩观与业绩观。源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行政化的特征,其政绩观与业绩观同银行业的发展观往往发生冲突。银行业发展立足于百年老店,其发展指标立足于长远利益,“好银行”指标才是其考核评价的根本。但囿于高管人员的任期及地方评价的要求,往往其发展目标立足于地方政府领导的偏好,在评价指标上往往侧重于规模的超常增长、即期指标的好坏,提升信贷资产规模在地方同业中占比,资产规模增长速度,支持地方政府平台项目多少等等成为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首要指标,而这一方面可能快速增长的业绩下掩盖着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业务结构失调,管理混乱,盲目发展等级严重的问题[9]。包商银行为了贪大规模,提高市场份额,做靓业务报表,盲目利用同业市场进行大规模拆借资金,表外业务快速扩长,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造成支付风险加剧,引发风险事项。

3.一长制家长式决策体系。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无论是分支行制还是事业部制,基本上都是实行分级授权,上级审批制模式,贷款等所有事项审批无论是集体审批负责制还是专职审批人负责制,最终审批人都有较大的权力运作空间,可以说任何一项决策都可以找到做或不做的理由,重大事项最终取决于最终决策人的好恶态度,虽然有各种会议决策形式,但最终仍是“一把手”说了算,如果主要负责人作风霸道,基本上也就是家长制管理了,这在诸多重要决策往往是依靠“一把手”综合素质,也就出现了许多所谓“能人行长”,“行长行,行行行”,而不是靠制度、机制驱动银行机构的发展,商业银行决策的客观性、科学性往往会被“一把手”的随意性所代表[10]。诸如恒丰银行在十五年内,前后两任董事长违法犯罪,动用银行的资金来控制公司股权,前任董事长还在接受审查审判期间,后任董事长更是置公司治理和监管规定不顾,倒腾股权股金并涉嫌受贿金额达十亿以上。按常规内控逻辑,两任董事长要完成一系列违法操作凭其一人是不可能完成,这只能说明恒丰银行的内部的高管、部门负责人、经办人完全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被执行状态,“三会一层”应当完全形同耷子的耳朵,形同摆设而已。

4.非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出于行政化的思维,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高管实行了限薪管理,出现了银行间高管收入低于中、基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小银行的高管高于大银行高管收入的奇怪现象,因为银行高管属于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按干部要求限薪也就理所当然,也限薪体现了银行高管与体制内同职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公平性,而正是这一公平否定了银行家的市场价值,将银行高管等同于一般的管理人员,顺其逻辑思维,银行高管也就将职位当作“官”来当,既然是“官”,自然将其可调度的资源权力化,正因为如此,一些银行高管将手中的权力转化成为自己人生价值服务的资源,加大职务消费,因为花别人的资源是最不心疼和珍惜[11]。

5.被动式监管体制。无论是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是现在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小银行业的监管是有力、有效、有成果的。但是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多,地区布局也很广,相比较监管涉透力明显不足。目前的银行监管还主要是事后检查、监管为主,相对于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管,目前对风险事项的管理还多属于一种被动处理,事后监管。第三由于监管主要是属地管理,同属一级地方政府,且长期监管与被监管经过长时间的摩合,两者往往形成较为默契、同化的关系,为了有个更好的默契,有些监管机构人员还到银行机构任重要职位,监管独立性和权威性显的不足,被监管者对监管政策敬畏心不够[12]。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手段推进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1.深化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一委(党委)”“三会一层”四驾马车由于其出身都是一个“家长”,什么形式倒不是特别重要,在现行的体制下,深化中小银行来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一是要对银行高管人员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淡化行政、官本位的理念,不能用干部管理思维来管理银行高管,更不能用少数人选少数人,而应当立足于金融业市场,选出最优的职业经理人,让银行始终在最优秀的团队手中运行;二是重点选聘好主要负责人;中小银行之间发展的差距在同样场景下形成的原因,其主要负责人的综合素质是关键。因此,选好主要负责人要作为公司治理的结构的重中之中;三是对监事会实行行业集中派驻制,提升其独立性和权威性。目前监事会人员不足,手段不多,权威性不够,囿于个人利益也无法真正对其他高管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中小银行监事工作行业集中管理、集中委派,薪酬与所在行脱钩,以提升监事会的权威与独立性[13];四是还权于企,即对银行高管人员的选聘真正交给股东去选择、决策。只有这样,银行高管才会真正对股东负责,也才会从根本上从遵循市场规律来进行经营管理。五是取消银行高管限薪制,监管部门出台统一的高管人员薪酬指引,规定一定的弹性空间,解决当前行业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薪酬水平现状。

2.深化考核导向的改革。目前地方政府基于任期目标会对中小银行设立考核指标,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的总体目标应当是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由于任期制,且政府目标有时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在结构指标上会有所偏离,因此,一是地方对商业银行的考核指标的设置应当用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作为考核评价标准;二是商业银行高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要本着百年老店来设计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要将监管指标作为评价经营业绩的主要依据,要将好银行目标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三是商业银行内部分支机构考核同样要遵循这些基本原则,不能为个人所谓政绩来定业绩考核制度[14]。四是创造一个商业银行科学的发展社会环境。少进行规模排名,对商业银行进行科学的正向的新闻导向及社会环境的评价。

3.深化决策机制改革。众多的银行风险案例表明,形成的原因无一不与决策者的任性有关,正是因为决策者有较大空间和弹性的裁决权,给发生重大风险埋下的事件的种子。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引用金融科技手段参与决策是关键。一是所有的决策要有数据、资料作支撑,减少人为主观的评价,充分运用大数据,解决信息上的不对称;二是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新算法,提升决策上的效率及决策的依据,通过数字员工的自我学习能力,解决决策足够大的信息量,通据数据模型等得出数字化的决策建议与结论;三是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各部门、各层级信息资源共享,透明,决策责任体系明确、精准,从而个人的主观行为决策会受到从多块的约束,减少决策盲目性与随意性。通过技术手段控制高管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随意决策行为[15]。

4.深化市场定位的改革。中小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市场定位决定其经营目标与指导思想,实际工作中,不少中小银行没有坚守初心,盲目贪大求全,将综合化,傍大户作为市场定位目标。从中小银行小的特征来看,决定其在大银行面前永远是个小银行,因为你成长大银行也在发展,且大银行依托规模优势,会更快地发展。因此,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是要坚持成立时的初心,如城市商业银行一直以服务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为市场定位,农村商业银行以服务“三农”经济为市场定位。二是要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对市场定位进行微调,如城市商业银行近年将中小企业改为小微企业,其服务对象更加专业、聚焦;三是中小银行的市场定位或市场分工一定是做小业务、与大银行体系形成一种互补,形成错位经营,专业化是其根本的定位特征[16]。不能助长中小商业银行过度追求全功能、综合化经营,加速实现规模经营效益的经营理念,综合化、规模化必须建立在精细化、专业化、特色化成功的基础上。

5.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强监管严监管体现的是监管的力度,而对中小银行有效的监管须立足于:一是监管手段的改革。商业银行目前智能化、智慧化水平均有了大幅度提升,科技在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作为相对应的监管如果技术不超前很难适应监管要求。因此,要大力发展监管科技,通过技术监管,预警指标体系设置,确保监管数据信息与商业银行至少同步知晓。再通过监管科技的有关模型,将中小银行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暴露出来,提前布局管理措施[17]。二是提前监管,改变事后清洁工的角色。由被动处理向主动监管转变,实行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三是调整监管处罚发力点。深化惩治手段的改革,目前监管处罚一般对单位重罚,责任人轻罚的原则,其结果单位违规成本很低,难以形成监管威慑,因此,必须对责任人重罚,提高个人的违规违法成本[18]。四是更多采用异地检查,上级检查,属地处罚的方法,提高检查的客观性,减少人为因素,增强银行业机构对监管要求的敬畏之心。

当然,引发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及危机事件因素很多,当前,从外部环境来说,积极完善社会信任机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也十分重要。从内部来讲,管控好利率、国别、声誉、信用、操作等等风险一样也不能少。当然,从体制角度看,完全实现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去行政化,增强其市场商业性是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成功,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最低目标,持续推进改革,不断创新,实现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向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
    
四、结语

同所有市场要素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面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而对于商业银行这一特定群体而言,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概率远远高于大型商业银行[19]。基于中小型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在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充分认识其风险特征,遵循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的基本规律,按照风险管理优先、第一的原则,积极引用先进的金融科技手机,提升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治理能力,促进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更快地健康发展。 (注:文章不代表作者所供职单位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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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文,请到《中国知网》下载《中小商业银行:高危机概率与风险事项治理重点——基于全面深化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的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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