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中国“普惠金融”的新路径与反思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普惠金融（新金融）亦进入调整期，怎么来看待这种状态？笔者的判断是，普惠金融正在从以形成概念和市场推广为主，转向以专业积累和能力建设为主。金融界曾有疑问：“中国缺金融机构吗？”笔者认为，在传统金融领域里是不缺的。银行并不缺少普惠金融的战略设想，缺少的是覆盖新客户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中国也需要新的金融机构运用新商业模式，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普惠金融机构进入门槛不断降低，互联网金融公司爆发式增长，并开始探索行业制度与发展的新路径。

自2013年“普惠金融”被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后，政策路径越来越明晰——以扶持三农、小微企业发展为核心，来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以大数据为基础支援，推动互联网+的建设，同时降低民营准入的门槛，以及拓展融资渠道，这些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脉络，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

普惠金融的内涵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各群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二是通过创新来降低成本控制的风险，把原来不能纳入服务范围的客户纳入；三是需求、盈利可持续；四是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新动力。

在国际上，普惠金融业务正处于调整期，美国主要的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基本是借助公共的信用资源进行信用评级，很少做线下评级。但中国普惠金融的先行者们正在积极探索信用风险的定价，从数据积累做起，以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阶段，经济转型风险在逐步释放，普惠金融探索过程中的问题和风险也开始显现。这也正是同业反思前一阶段，进行专业积累、能力重构和建设的时期。

普惠金融要具有可持续性，就要遵循金融活动的一些基本逻辑。普惠金融领域的供给一直比较缺乏，主因在于提供服务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应研究怎样让金融服务运用特定的产品，来拓展特定的客户，打造特定的商业模式，使更多客户获得金融服务的同时，金融机构的收益可以覆盖成本。

中国普惠金融在概念形成期暴露的问题值得反思。以下这些问题也是未来行业能力建设和专业积累阶段需关注的重点。

从内生问题来看，主体的资质参差不齐，企业用P2P网络借贷公司的外壳来做民间借贷业务，以规避借贷利率管制和市场准入制度；信息披露不规范，对借款标的没有尽到审查调查的义务，提供的交易集中度等业务数据不全面；运营成本难以控制，尤其是农村地区。

前一阶段普惠金融机构大规模涌现时，经济处于上行期，普惠金融机构使用的风险模型以经济上行期的客户行为和经济数据为基础，在经济下行期和转型期过程中的风险数据不足。

从外部困境来看，在监管方面，目前还没有一个主导互联网金融行业实现制度化、有序化发展的监管部门，现有的监管由于监管对象跨行业、跨金融业务领域，存在着监管竞争和监管真空；社会征信体系也不健全，央行已做了积极的努力，批准8家民营个人征信机构运营，但总体来看，普惠金融机构的征信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满足，信用体系、信用信息共用机制也不健全，道德风险较高。

应对这些问题，首先要进行法律制度建设，完善政策监管体系，加强风险的防控能力。如果不对高风险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管，这类机构会影响行业内优秀机构的品牌声誉。此外，要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和开展普惠金融的服务，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新兴的融资渠道和机构。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如何优化普惠金融的信用环境，逐步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降低普惠金融的信用成本，建立统一完整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最后，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机构层面可借助互联网技术，逐步降低高成本难题。同时，在经济的下行期、调整期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积极探索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风险控制模型，扩大基础数据库，积累风险控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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