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倡议，开启了数字中国建设新征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2023年初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顶层设计辅助市场建设，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赋能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

现代金融业在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大国确立其金融主权、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刘尚希，2021）。保险业是现代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中国保险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近年来面临诸如获客难、增员难、渠道产能低、费用率高、产品同质化、服务与需求错配等“绊脚石”后，整个行业正加速步入以“高质量转型”为主题的竞争时代。而数字化转型正是其中关键推动力量，以数字技术推动保险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升级、转型和再造，是完成服务实体经济使命的内在要求。

当前，众多险企在智能营销、渠道工具、智能风控、智能服务等领域已尝试诸多专项突破创新。然而，数字化转型回报周期长，散点式投入产出难见效，部分险企难以下定决心，构建全面、规模化、可持续的数字化战略部署。

顶层设计的引导效果如何？机构实践的成绩和经验几许？目前虽然部分专家、咨询机构已开始聚焦机构个体数字化评价模型，但行业缺少大样本、跨年限的行业中观层面的评价体系用以定量评估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水平，这还需要考虑中国保险行业的独特情况和比较优势。具体而言，在“数字中国”战略的引导和支持下，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包括哪些深刻内涵？表现出怎样的独特特征？中国保险业的产、寿、中介（渠道）、科技（基础设施）等不同业态，在业务合规、前台获客、数据中台和安全保障等领域数字化成色如何，怎样评价？这是本次指数研究聚焦的核心命题。

为了全面、客观地刻画我国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现状，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互联网保险专委会的指导下，课题组联合西南财经大学、零壹智库等机构，吸收借鉴国内外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文献的既有经验，结合险企数字化转型的特色实践，创新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定量化保险机构年报和各类信息披露文本，聚焦其业务数字化和数据业务化的关键环节，编制了这套“中国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数（2018-2021）”。指数评估寿险公司、财险公司、保险中介和保险科技公司在内的169家保险机构，时间跨度覆盖2018年至2021年，并在总指数基础上，从不同维度细分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践特征，如基础设施数字化、前台业务数字化、中台业务数字化、后台业务数字化和数字合规与安全等分类领域。

本报告从政策合规性、方法科学性、公共服务性出发，结合当前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正从理论呼吁迈入躬身实践的初级阶段背景，提炼刻画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以期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所谓“政策合规性”，是指面向未来，对照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几乎每一项内容都与保险密切相关。本报告将从业务数字化视角，对政策文件和标准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评测和持续跟踪。

所谓“方法科学性”，是指当前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中立、客观的评估比较，纵向历史的比，横向机构间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科学评估、指导实践。本报告理清了研究边界，明确了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量化依据，科学筛选研究样本和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开展大样本、跨时点的量化评估。

所谓“公共服务性”，是指发挥保险的“正外部性”特征，通过发挥保险专业化风险管理的作用，回归保险保障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找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本报告结合理论，着眼实践，进一步分析保险行业当前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的种种机遇与挑战。

本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水平逐年上升，与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基本一致，凸显了技术赋能业务，保障增量、风险减量、保险为民的初心使命。具体来看，科技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优势突出，紧随其后的是保险集团公司、中介公司和产寿险公司，而再保险公司和保险资管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紧随其后，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从分维度的数字化转型评价水平来看，合规与安全维度的平均水平始终较其他四个维度更高，体现着保险机构对监管部门要求和消费者利益的高度重视。与之相对的是数字化基础设施这一维度的平均水平较低，一般而言，基础设施所需的成本高、投入大，提升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有赖于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久久为功。

第二，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在不同资源禀赋下，展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主要受其业务规模、技术禀赋和所处地域等因素影响。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成果绩效与企业规模、成立年限及是否上市等因素呈正相关关系。中资保险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相较外资保险公司更高。此外，这种相关关系还与机构总部所在地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机构总部所在地的经济实力越强、机构的数字化水平也相应越高。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专业保险公司由于长期耕耘细分领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和市场份额，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基础相对偏弱。

第三，第三，当前保险机构的数字化水平呈现梯度分布、差异竞争的发展格局。集团公司的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较高，但其前台和中台业务的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寿险公司对合规安全和中台业务的数字化更为关注；中介公司同样更加关注合规与安全维度的数字化投入，但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最低。

报告在对保险行业数字化水平进行定量测算的基础上还分析了当前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表明，在国家战略的普遍支持下、社会数字能力不断提升的环境驱动下，保险机构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数字化的历史转折期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探索构建差异化专业化的竞争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然而，险企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应用的合规风险、公司内部数字化发展不均衡和公司之间差距日益扩大的种种挑战。综合来看，全面提升数字化水平，不仅应是保险机构持续经营所设立的长期目标，还应当是从全行业层面积极引导推动的关键共识；其中，在数字化背景下坚持合规与安全障是保险行业持续发展的底线，也是保险机构永恒发展的主题；基础设施是保险数字化转型的底座支撑，对推动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加大基础设施数字化支撑将成为保险机构的必答题；不同保险机构在发展进程中为避免掉入低水平重复竞争的陷阱，有必要寻求差异化数字化转型路径，侧重自身特色和业务需求实现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主动变革变革，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且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特征。“数字化转型”正是对这种数字化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整体性变革的一个高阶概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努力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科技的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1.1 数字化是要素驱动下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再塑的必由之路

随着5G、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日益融入人们日常的生产、交换与消费，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正在酝酿兴起。这一趋势已被许多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关注，比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作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和经济结构根本性变化的革命性改变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认为，数字化转型就是使用数字技术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或改变现有的活动形式，从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总和2；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也有相似的表述，认为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对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部门产生重大影响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化发展项目披露，世界银行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计、推广与实施不同类型的数字化转型系统，并对超过3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进行了识别与分析，确定了各国数字化转型未来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世界银行，2022）4。

在中国，数字化转型植根本土、特色鲜明，更展现出勃勃生机。数字化转型最早发端于2000年“数字福建”的“数字中国”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信息化全局的角度，以超前思维和长远谋划，提出的建设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新含义的“数字中国”，代表了中国国家信息化的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途径。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倡议，开启了数字中国建设新征程5。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6。这是“数字中国”首次被写入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强调，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7。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到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8。2023年初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明确指出，要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9。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主要抓手，其重要基石和底层推手是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可以说，数字化转型是要素驱动下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再塑的必由之路10。2021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在党中央将数据确立为独立生产要素后，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种促进数据发挥其要素作用的政策文件纷纷出台，精准着力于数据要素的产权、流通和分配等方面。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人人都是数据要素生产者，也是数据要素使用者。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促使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日渐智能化、数字化和数据化，每个公司也同样同时扮演着数据要素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在“数字中国”发展战略的驱动指引下，各行各业开始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纷纷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进行全业务、全链条和全流程的数字化升级与跃升。在政府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在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表1）。例如，北京市的《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强调，推进农业、制造业、建筑、能源、金融、医疗、教育、流通等产业领域互联网发展，推动工业、金融、传统商业、农业农村、文化等方面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广东省的《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将产业数字化进一步细分为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明确工业数字化着重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数字化重点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重点推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等数字应用场景。

1.2 数字化是保险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第一、二、三产业均在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数字化进程正若火如荼。在实体经济数字化的进程中，实体企业的产供销正在被全面线上化和数据化。这给金融行业的前台获客、中台风控和后台清结算等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例如：一方面线上化和数据化压缩了金融业务的时空范围，降低了金融业务的前台获客成本；提高了银企之间、银保之间的信息对称，强化了风险控制的精准性。另一方面，线上化和数据化又延展了金融交易的时空范围，给后台清结算带来了不小压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面对实体经济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金融业理应主动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肩负起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原银保监会均对金融数字化做出了战略部署。202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银发〔2021〕335号）明确提出要高质量推进金融数字化。2022年1月原银保监会下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办发〔2022〕2号，简称“指导意见”）并强调“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构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数字金融新格局，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同时《指导意见》还明确指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重点任务聚焦在业务经营管理、数据能力、科技能力和风险防范等方面。这为金融机构数字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3 保险数字化政策体系初成，规范标准待细化完善

近年来，监管机构频频发布相关政策，鼓励和规范保险业数字化。从各类政策文件到保险科技“十四五”发展规划，都在聚焦保险业数字化转型，试图引导保险行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规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监管机构共计印发了10个保险数字化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鼓励并规范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见表2）。例如，2022年，原银保监会印发的《指导意见》从战略规划、组织建设、业务转型、科技与数据支撑、风险防控几个方面为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指导意见》发布后，保险机构开始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各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成绩与经验也需要客观记录与评估。因此，本报告试图从业务数字化视角，一方面对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客观科学的记录和描述，一方面对政策文件和标准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评测和持续跟踪。

目前，保险机构正借助数字技术，主动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积极推进数字化进程。一是，传统保险行业机构通过自主技术研发、平台间合作或技术外包，建立线上营销渠道，形成线上线下数据互通与协同发展。二是，互联网平台机构凭借自身客户优势，建立大金融平台与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三是，新型互联网保险公司迎合新型保险需求，拓展碎片化保障服务市场。四是，线上销售/比价等中介机构或第三方平台谋取保险中间人市场(李晓林，2018）。

具体而言，大型险企在战略层面通过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数字化建设，致力于打造以科技为驱动的动能模式，利用科技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其中，新华保险注重科技为人力赋能；中国平安注重科技运用，提高创新能力，实现科技业务的营收；中国人保注重数据积累，通过数据中心建设提高信息化能力；中国人寿通过加速技术迭代，提升信息化水平；中国太保优化科技布局，成立科技子公司；中国太平发力科技实验室和科技子公司，提升数字化能力。

中小型险企则将目光集中于细分市场，坚持以“差异化战略”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在立足自身细分市场保险业务优势的基础之上，强调新技术、新系统的运用，以高标准满足智能化、多元化、一体化的保险服务需求，推进数字化与保险全流程的深度融合。如：坚持通过“推进信息系统建设、拓展科技保险业务”等多维度破局求变的诚泰保险；选择走“专而精”、“小而美”的发展道路，致力于成为电力领域的专家型保险公司的鼎和保险；在渠道队伍建设、分支机构发展、产品设计研发、前沿科技运用和精细化管理等各个方面坚持市场化运行的国富人寿等，为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活力。

基于这一背景，本报告从业务数字化的视角，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指数编制形式对中国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刻画。这一尝试应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从理论上看

第一，从理论上看，本指数将为中国保险机构及其他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定量评价以及指标体系设计提供参考。国内现有关于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传统金融机构统计指标的角度切入，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界定、内涵和指标编制等，部分学者和咨询机构针对单一险企的数字化实践和转型效果创建了评估模式，并探索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尚缺少立足产业价值链整体，大样本、跨时点的中观层面的比较分析。本报告通过梳理目前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水平衡量的指数编制方法，并结合当前中国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指数体系，是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度量的重要尝试。

二：从实践上

第二，从实践上看，基于监管部门政策框架和经典文献研究，课题组编制了我国169家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客观反映我国数字化政策引导下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和均衡程度。这将有助于相关领域政策制定者和行业从业者更好地对标对表、横纵比较，了解各自机构在行业整体发展、地区发展中的现状和差异，发现与识别当前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难与瓶颈，以期更好地制定相应政策和发展战略，回归保障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陆家嘴》：数字化转型是当前经济的主旋律，对于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边界是什么？

周道许：“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边界，这是目前各行业都在探寻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于问题本身的界定高度会直接影响相关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思路和出路。数字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力重塑生产关系的过程。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行业生态之变”。这是一个实现业态“重构”、价值链“重塑”、经营基础“重整”及体验“重新定义”的过程。拥抱数字化变革是行业的必答题。

对于保险业而言，机构数字化需要不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以自动驾驶为例，数字驱动下的新兴驾驶和交通模式，将对传统车险带来一系列变革与转型，此轮数字化冲击无疑将贯穿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以及网络空间保险。

《陆家嘴》：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环节是什么？

周道许：大数据的发展，新技术的不断融合应用，一方面有助于保险行业整体可以快速、有效地获取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应用场景的数据信息，更好克服信息不对称对风控和定价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保险分解的现象，即保险业价值链在不同场景下、不同数据方、不同机构间的分工细化与资源重配。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将影响保险业的每一个环节。

回头看，过去十余年，传统的承保过程几乎已经全部数字化，这对保险业是全新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用户对于保险的需求只是改变了，并没有消失，而且需求的内容更加多样化、个性化，这是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最直接的动力来源。

《陆家嘴》：近年来互联网保险、保险科技均有所发展。保险数字化转型与互联网保险、保险科技的关系是怎样的？

周道许：数字化对于保险价值链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涉及传统保险价值链的产品研发、承保/核保、理赔、运营等诸多方面。总体而言，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应对四个变化。

一是要应对客户需求的变化，包括客户需求多元化、核心用户年轻化、险种配置组合化、配套服务专业化等。

二是要应对保险市场的变化。包括保险公司盈利空间缩减，利差损风险加大；获客成本增加，市场份额下滑；信用风险加大，市场压力增加等难题。

三是要应对营销方式的变化。主要涉及传统代理人渠道发展瓶颈、提升网销渠道的客户转化率和产品同质化等问题。

四是要应对监管政策变化。当前保险监管严的基调一以贯之，对保险行业转型提出明确要求，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能力，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满足较高的合规要求。

保险科技与互联网保险一脉相承，因而技术是数字化赋能的关键点。保险科技更侧重流程优化与精算辅助，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生物科技等新兴技术优化保险供应链，将保险机构原有业务流程的部分单元整合重塑，在实现提质增效的同时，开发拓展未被传统保险业务覆盖的新兴领域。

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制定新的战略重点，重塑各个业务环节，创新数字化的运营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流程的优化、促进新业务增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的过程。

保险业务的数字化赋能涉及到三个关键面：“数据面、业务面和监管面”。在创建数据面方面强调“融合”；在拓宽保险业务面方面着重“生态”；在做好保险监管面方面，抓住了关键“合规”。

周道许：保险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不是单一业务或者单一环节的数字化改造，不是机械复刻互联网模式，更不应只将重点放在产品销售的数字化转型等。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既是“外功”，又是“内功”。

“保险姓保”是保险业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行业价值的关键所在。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也是引导保险回归本源的过程。这是演进式的结构变迁，是“困数之斗”的突围。

《陆家嘴》：大数据时代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哪些挑战？

周道许：大部分中小型保险公司的数字化转型都遇到了一些共同性的挑战，转型“趋同化”、建设“分散化”、机制“零散化”、投资“短期化”是主要表征。

一、转型“趋同化”

当前我国保险行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是头部保险机构或大型保险集团，中小型保险公司普遍处于吃力跟随的状态，多数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在被动式升级，且模式趋同，难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实力和转型红利。这一现象其实从具体的保险展业过程就可观察，如当前保险行业的线上销售广泛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推荐算法模型，但中小公司的应用效果差强人意。其自身对线上推荐算法模型的使用受制于平台本身，缺乏差异化的设计能力，因而投入成本与实际获客回报率难以形成正向循环。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对自身业务特色理解不够深入的原因，也有对数字化升级模式缺乏系统认知等因素。

二、建设“分散化”

我国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过程是一个跨越式、快速迭代发展的过程。由于数字化起步晚，导致自身IT能力薄弱，数据基础较弱，需要优先满足业务移动化、线上化的迫切需求，缺乏整体规划导致系统模块复用性差，技术应用零散化，未能实现统筹布局等系列问题。

三、机制“零散化”

当前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机制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大部分缺少数字化转型缺乏主要领导、专有机构和配套机制，导致转型方向无人引领，数字化文化尚未形成，创新激励基本缺乏。这些问题是不是一定就是主观因素造成的呢？如果我们翻阅目前可查阅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答案趋向肯定。这其中有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不断发展带来的整个营商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近年来保险机构经营模式转型，以及保险科技发展应用路径选择差异等探索性因素。

四、投资“短期化”

这个问题对于大部分中小型保险公司而言，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小型保险公司常常陷于数字化投入有限的窘境。人力、财力资源有限，原有IT部门员工疲于承担业务需求的基本工作，缺少精力投身于数字化转型建设和科技创新工作；资金投入大多是为追求短期回报，短期逐利的商业本能有悖于数字化成果在长期下才能获益的特点使部分机构轻视这项战略投资。如果从系统建设的层次看，所有数字化转型的投资，都会被分解为不同粒度的短期投资。为此，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关键是框架设计要做好。

当前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正从理论呼吁迈入躬身实践的初级阶段。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相机抉择，其成效有待总结评价。本部分首先提炼刻画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然后阐释指标体系、阐述评估方法，力求夯实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成效评价的基础。

目前学界尚未就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达成广泛认可的定义，但基本列示了其主要特征。Bauer et al.（2021）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指人们利用数字技术设备、挖掘资源、获取数据的过程，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且相互支持，形成良性循环。数字化转型结果涉及数据可用性、技术、计算和数据分析等多个领域，可以帮助保险机构在生产经营各环节得到数字化技术的支持。此外，保险机构还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对保险营销、风险定价、承保理赔、客户服务等方面进行升级，实现以客户为中心、以体验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运营管理的智能化变革（张智慧，2019）。数字化转型还包括科技对传统业态的赋能、延伸及与新业态的整合（朱俊生，2021），这可能会导致保险业在行业边界、运营模式、交易频率、风险管理和服务领域等方面发生变化，从而逐步重塑保险业态。借鉴上述研究，本报告将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一个创新的过程，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产品、服务、流程和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并提升企业发展动力。

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三个层面包括：一是价值导向，旨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增加机构价值；二是业务融合，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于保险业务前中后台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重新塑造商业模式；三是动态过程，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程度会随着时间和技术发展而变化。

2.2 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量化方法

总的来看，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多维概念，度量数字化涉及到不同维度的多个指标，这些指标都包含了度量数字化水平的有用信息，如果单独使用某一个指标或者某一维度指标，由于指标信息的不全面，可能会导致对数字化转型成效和相应政策效果的系统偏差。为此在现实中很难简单而准确地测量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赵宸宇等，2021）。要想了解某一时间点上数字化转型水平，需要结合保险机构的经营实际和行业特征，选择代表险企经营不同方面的代表性指标来构建多维指标。鉴于当前保险行业数字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相对受限，要构建更加客观准确的指标进行测算，需要采取更为可靠且创新的方法。

有关量化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研究成果较少，目前的研究主要采取三种方式对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评价。

一是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下的保险业务分项进行衡量（完颜瑞云和锁凌燕，2019）。

二是综合考虑多项指标进行测算。如S to eck li et al.（2019）选择Twitter数据提炼保险科技变量；孙明明（2022）综合考虑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披露的保险机构互联网保险产品数量、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数量、合作保险中介机构数量、保险发展指数（创新能力）和当年成立的保险科技公司数量等因素，测算保险行业数字化程度。

三是使用保险机构经营的年报文本进行研究。Boh-nert et al.（2019）以欧洲2007-2017年41个上市保险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采用数字议程；Fritzsch et al.（2021）用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度量美国保险机构的年报文本，并使用定量方法进行赋值。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受限于传统保险机构经营数据的可获得性，目前有关险企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一是，大多数相关研究对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度量相对有限，多以使用保险机构研发投资额等数据为主，很难完整刻画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发展；第二，现有指标体系的维度不够全面，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缺少对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前、中、后台运营经验的广谱测度；第三，国外相关研究与我国保险机构运行具体情况存在不匹配的问题，需要进行本土化的适配、优化与可比性衔接。

为提升现有相关研究中的短板，课题组致力于从多维复合角度出发衡量当前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以反映数字化转型不仅简单地作用于各类技术应用和数据分析，还深刻地改变着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等的综合作用。此外，本报告在充分考虑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多维效应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保险行业发展多受到监管部门的管理和引导的重要因素，努力评估监管政策对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引领作用，以期对险企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更为准确的刻画。最后，本报告创新尝试突破当前传统金融机构数据的限制，基于公司年报文本传递的信号效应，运用前沿的机器学习方法衡量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发展。

在此，报告首先阐释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然后论述该方法在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评价中的具体适用原理。

平安科技克瑞斯是面向金融等行业的一站式大数据应用和人工智能平台，为AI零基础和算法从业者提供可视化机器学习建模服务。平台内封装了丰富的数据挖掘组件和机器学习算法，配置了可快速应用的业务场景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客户洞察，促进业务持续增长。

克瑞斯服务于平安集团内外部银行、保险、投资、互联网等多类型业务线，提供可快速落地的精准营销、智能风控、智能选址等行业解决方案，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精准获客方面，该平台累计提升百亿资产管理规模，模型准确率高达90.8%；在助力风控反欺诈方面，累计降低千万风险成本，模型准确率高达90.3%。

2 泰康人寿个性化营销支持系统

泰康人寿的个性化营销支持系统，通过机器学习的各种算法，实现对客户的群体划分、产品精准化营销以及客户流失概率分析，深层次地变革了现有的营销模式，从而使泰康各级保险业务人员能够更加敏锐地感知市场动态，更为精准有效地开展营销活动。

这个营销支持系统使泰康人寿在业内率先实现了大数据平台上基于全量数据的机器学习和一线信息穿越。首先，大幅缩短了数据信息提供窗口，数据处理由原来的30多个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其次，该系统大大降低了运维工作量，提高了保险业务人员的营销水平。最后，通过数据下沉和决策下沉服务一线保险业务员，明显提升了客户服务水平。

3 爱保科技“智慧车险”

爱保科技提出的一套“智慧车险”解决方案，着力解决定损难、理赔慢、纠纷多、服务差、产品单一等问题。该解决方案通过机器学习识别损伤车辆的外观条件和分析定损数据，能够快速向C端用户提供自主化理赔定价，为车主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

“智慧车险”使得车险赔案处理时间从传统线下30-5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极大缓解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拥堵。

4 众安科技X-Eva策略分析平台

众安科技X-Eva策略分析平台是一款针对风控策略优化的智能技术产品。基于众安5年来积累的大数据技术与实践经验，X-Eva策略分析平台将机器学习算法与传统风控策略结合，贯穿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通过底层数据自动整合及可视化操作界面，实现对风控模型及规则的高效分析、优化配置、实时部署，有效提升风控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X-Eva策略分析平台提供策略、规则、模型、变量等多维度进行在线分析和优化的功能，同时集成丰富的机器学习算法，让分析师可以快速进行模型训练及验证。使用该平台，可以节约90%的技术部署时间、节省60%的算法分析师人力，缩短80%的建模时间。未来，该平台还将紧跟行业变化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体系，加速机器学习算法与传统风控规则的进一步结合，助力金融风控健康良性发展。
 

1 水滴公司

2023年2月7日，水滴公司表示正在内部测试类ChatGPT应用，让智能对话机器人能够以文本或语音的形式，独立完成一些保险营销领域的简单工作，比如向客户介绍一些保险条款相对简单的短险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解答客户提出的问题等。

2 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董事会主席兼CEO方蔚豪在财报会上表示，公司大概在2022年九月、十月份就已经使用了类ChatGPT，生成式AI的方式，在2000个模板之外的疾病进行尝试，通过生成式AI，让机器模拟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目前已在儿科一些疾病上进行了尝试。今年，公司会继续通过ChatGPT的方式，帮助专科医生覆盖模板之外的疾病。

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是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基础。基于第二部分的阐释，本报告首先对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基于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评价结果，测算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指标体系如下：

2.5​ 保险行业数字转型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涉及面广：在机构层面，包括寿险、财险、保险中介和保险科技等各类保险机构；在业务层面，涵盖前台、中台和后台等全业务过程。因各类机构业务不尽相同，数据可获得性亦存在较大差异。为尽量确保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本报告遵循如下原则构造评价体系：

1.体现多维度和多层次

现有关于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传统保险机构经营的数字化应用与革新指标出发来考虑的，但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发展，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呈现出多维度和多层次发展的特征。因此，对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全面刻画要求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不仅包括新技术的应用，还要包括数字合规与安全、基础数据能力建设和前中后台业务革新等方面。

2.兼顾纵向和横向可比

不同时间不同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差异。同一公司在不同年份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会有所变化，不同公司在同一年份由于自身条件、公司结构和所处地区政策和制度的不同，在数字化转型表现上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指标的构建及指数的设计既要保证同一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在不同年份上的纵向可比，也应保证同一时点上不同公司之间的横向可比。

3.突破数据可得性限制

当前对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量化的一个普遍难点是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对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进程的识别局限在有限的几个维度。因此，需要超越目前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经验，使用更加有效的方式对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挖掘与测度。

4.确保数据和方法科学

构建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数据来源必须可靠、真实，努力确保被测样本及相关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和连续性，还要满足计算方法符合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努力做到评价结果的相对客观与全面。

2.6 保险行业数字转型评价体系的指标体系
 

2022年1月，原银保监会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广泛普及，基于数据资产和数字化技术的金融创新有序实践，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开发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基于此，按照业界惯例，将保险机构的核心业务划分为前台、中台和后台业务。《指导意见》要求，“加强线上交易平台建设，建立前、中、后台协同的数字化交易管理体系”，有效提升投资交易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要求以新型基础设施建和合规性管理作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基座和支撑。同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银发〔2021〕335号），进一步强调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并提出以科技赋能保险数字化，加大保险业底层技术发展水平。此外，该规划中同样要求金融机构实现前台、中台和后台业务的密切协作，形成决策与执行高度统一的高效协同网络。

据《中国保险科技发展报告2021》统计，保险科技应用中，按照技术应用是否同时适用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类场景可划分为通用型技术和专用型技术。其中，通用型技术包括移动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隐私计算、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和二维码等8项；专用型技术包括物联网、车联网、基因科技、无人机、虚拟现实（VR）和可穿戴设备等6项。保险科技投入方向中，“通用型技术”比例普遍偏高。在重点关注通用型技术的基础上，财产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对不同专用型技术的投入和应用差别较大。
 

为此，本报告结合LDA方法下对基准文本进行无监督机器学习后获得的结果，立足前台、中台、后台、基础设施数字化和数字合规与安全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11，对保险行业数字化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数字合规与安全是保险行业数字化的基础保障，前中后台业务数字化是保险行业数字化的主战场，基础设施数字化是所有业务的底座支撑。基于此，本报告建立评价模型如图3所示。

1.数字合规与安全

合规与安全是一切创新发展的前提。数字合规与安全这一一级指标主要包括法律合规和政策保障两个二级指标，以体现监管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同时具有监督和引导的双重作用。

关于法律合规。监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保险机构的经济行为具有引导、规范和制约机能，有利于预防保险机构数字化可能面临的敏感数据丢失、被盗、损坏和滥用等问题。为此，本报告选取“法律”、“法规”、“规则”、“标准”、“规划”、“依法”、“规范”、“认证”等关键词，汇总测评该指标。

关于政策保障。保险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规范。政策规范可以引导、协调机构数字化转型进程，同时严控风险底线。为此，本报告选取“自主”、“布局”、“支持”、“健全”、“协调”、“指导”、“环境”、“资源”、“实体”、“底线”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

2.前台业务数字化

作为最直接面向保险产品消费者的业务前台，保险机构前台业务数字化这一一级指标主要包括新兴技术的场景营销与服务和应用新技术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增进两个二级指标。

关于场景营销与服务。保险机构前台经历了线下网点、电子渠道、互联网渠道三个发展阶段。与互金公司以线上渠道为唯一渠道不同，保险机构前台具有全渠道特点，发挥线上线下多渠道融合优势。具体来说，场景营销与服务主要包括多场景解决方案、多场景深度咨询和多场景成交项目。为此，本报告选取“生态”、“信息”、“场景”、“交易”、“支付”、“信用”、“市场”、“网点”等关键词，以汇总测评该指标。

关于消费者福利。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福利主要是保险机构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效率，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定制个性化产品，以保障客户利益最大化。多数保险机构认为“客户画像成为基本业务流程”将成为保险科技的应用趋势，且人身险公司在此方面共识度超过财产险公司和行业平均水平。为此，本报告选取“消费者”、“客户”、“民生”、“需求”、“识别”、“引导”、“保护”、“责任”、“征信”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

3.中台业务数字化

保险机构的中台联系着前后台的经营，起到支持后端业务资源到前台应用能力转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保险机构中台业务数字化这一一级指标主要包括新型业务的合作渠道、公司数字专利的获取和优化产品管理三个二级指标。

关于合作渠道。伴随互联网兴起，保险机构合作渠道由原来的线下合作、优势互补，转化为线上合作交流，保险机构和互联网保险销售平台开始合作，在线上销售保险产品，互联网平台的高流量为保险机构带来可观的客户规模。为此，报告选取“协同”、“渠道”、“平台”、“流程”、“关系”、“基金”、“供应链”、“科技产业”等关键词，以汇总测评该指标。

关于数字专利。保险机构基于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派生的各种知识产权，除了传统知识产权外，还包括保险机构专属的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网络域名、多媒体、数字化作品等。为此，本报告选取“计算”、“智能”、“共享”、“流动性”、“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

关于产品管理。数字化时代下保险机构可以结合大数据优化保险运营系统、对客户进行持续性的深度个性化风险评估和消费需求分析，进而开发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精算误差更小的多种新兴保险产品。“内部运营自动化和智能化”已成为多数保险机构对保险科技应用趋势的共识。为此，本报告选取“感知”、“开发”、“控制”、“处置”、“保障”、“可控”、“模型”、“算法”、“统计”等关键词，以汇总测评该指标。

4.后台业务数字化

保险机构的后台业务顺利开展是公司稳健运营的支撑，起到梳理业务逻辑和优化服务流程的关键作用。保险机构后台业务数字化这一一级指标主要包括战略部署和技术支持两个二级指标。

关于战略部署。保险机构通过数字技术审察现有产品、险种以及服务，并在更大险种范围内开展创新，积极开展保险产品研发，落实新业务试点工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绩效。为此，本报告选取“治理”、“统筹”、“模式”、“体系”、“系统”、“支撑”、“资产”、“特色”、“试点”、“优势”、“基础设施”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

关于技术支撑。技术支持包括提供产品研发及保险采购各类技术服务支持，参与新风险、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支持，配合技术研究与储备，数据分析支持。保险机构基于这些技术支持，为前台和中台业务提供支撑。“风险模型的预测功能对实际业务产生重大指导作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保险产品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已成为多数保险机构对保险科技应用趋势的共识。为此，本报告选取“架构”、“云”、“人才”、“互联网”、“数据库”、“分布式”、“企业级”、“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科技成果”等关键词，以汇总测评该指标。

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所要实现的目标，不仅仅是技术迭代和产品创新，更是从底层逻辑上改进当前保险机构的经营模式和经营方法，在此基础上，还能够在行业间形成良好的“外溢”效应，实现全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协同推进。这样，保险机构的基础设施数字化这一一级指标将主要包括基础能力、数字能力、IT治理、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五个二级指标。

关于基础能力。迭代升级数字化改革，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融合基础、创新基础等。保险机构研发产品、聘用数字化人才来构建数字化基础，不仅需要资金支持，还需要考虑风险、效率等因素。为此，本报告选取“资金”、“服务”、“风险”、“产品”、“产业”、“效率”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

关于数字能力。数字能力就是保险机构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能力，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保险机构进行改造，灵活配置与整合内外部资源，加速创新转型，不断创造新价值的综合素养。为此，本报告选取“科技”、“科学”、“数据”、“创新”、“转型”、“基础性”、“数字化”、“智能化”等关键词以汇总测评该指标。

关于IT治理。IT治理是公司治理在信息时代的重要发展，IT治理使保险机构明确IT决策权的归属机制和有关IT责任的承担机制，使得IT的应用能够完成组织赋予它的使命，确保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为此，本报告选取“技术”、“产品”、“业务”、“战略”、“制度”、“管理体系”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关于数据安全。数据安全是保护数字信息资产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披露、修改或盗窃的做法。为了减轻数字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保险机构需既在数据传输上保证公司较高的可用性、可靠性、保密性,又对公司内部数据及客户资料进行加密保护。为此，本报告选取“数据”、“监控”、“预警”、“故障”、“响应”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

关于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受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为此，本报告选取“漏洞”、“维护”、“硬件”、“软件”、“运维”等关键词以评价该指标。

综上所述，本报告构建的保险机构数字化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出于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得性考虑，本报告选择169家保险机构（10家集团公司、7家再保公司、17家资管公司、59家寿险公司、52家产险公司，12家保险中介机构，12家科技公司）作为评价对象。基于前文设计的评价体系对这些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成效进行总体评价。本部分根据评价结果，从总体水平和机构特性两个方面，分析我国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及其特征。

从整体上看，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过程，和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较为契合。图4展示了2018-2021年保险数字化转型和保险密度、保险深度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整体上三者增长趋势相同，表明保险行业整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较为统一。值得说明的是，2021年我国保险深度出现了短暂下降的情况，可能的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保险行业在2021年保费增速放缓且相对于其他经济领域复苏能力较弱。

这一特征符合预期，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保险行业的服务能力和风险保障水平，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工具和手段，形成数字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保障增量、风险减量，回归保险本源功能，在数值上就体现为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趋势保持一致。
 

本报告分别观察了不同类型的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情况。如图5所示，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全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均有所提升。从类别上看，科技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最高，在2021年平均水平高达0.410；其次是数字化集成度较高的保险集团公司，2021年的数字化水平达到了0.330；保险中介公司保险公司在2021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基本持平，不过2018-2020年保险中介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一直高于保险公司；保险资管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处在数字化转型的下游方阵，不过资管公司这两年的提升幅度较大，在2021年已经超越再保险公司。

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科技公司作为保险公司的技术供应方，一直走在数字化转型的前端，只有自身的数字化水平提升才有可能给其他保险公司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而对于保险集团公司而言，作为经济上最有实力的保险机构，较早注重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关注在技术赛道先发制人，因此能够紧随科技公司之后。相对而言，再保公司现阶段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有限，可能的原因是受到再保险公司业务更为复杂专业，更多依赖专家经验和业务网络的限制，其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起步阶段。
 

为细致观察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本报告细致分析了分维度的评估情况。如下图6所示，四年来，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五个维度均显著上升。其中，保险机构最为重视数字合规与安全，整体水平一直高于其他四个维度，2021年达到了0.181的水平；紧接着的分别是后台业务、前台业务和中台业务的数字化水平，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水平最低，2018年仅为0.126。据《中国保险科技发展报告2021》统计，在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中，人身险公司整体采用云计算的比例和硬件基础设施灾备使用率高于财产险公司，云灾备使用率低于财产险公司；财产险公司保险科技供给渠道以“第三方采购”为主，“自建/自主研发”比例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人身险公司保险科技供给渠道以“第三方采购”和“自建/自主研发”为主，两种渠道比率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分析其原因，当前监管部门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和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中，合规与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保险机构在这方面的数字化技术投入较高也在情理之中。相对而言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投入费用高、周期长，且见效较慢，整体表现较为滞后。此外，紧随合规与安全其后的是后台业务的数字化水平，这体现出近年来保险行业注重运营管理科技成果应用的整体趋势。
 

保险科技的应用贯穿保险价值链多个环节（如“产品设计”、“产品定价”、“销售渠道”、“核保理赔”、“监管合规”、“客户服务”、“投资分析”、“财务核算”、“风险管理”、“再保险”、“人力资源”等），其中各类保险机构在“销售渠道”、“核保理赔”“客户服务”领域应用程度较高。对比而言，财产险公司保险科技应用相对人身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更加广泛，而人身险公司保险科技应用更加“聚焦”，“产泛寿聚”特征显著。

从具体技术的应用方向上，通用型技术在保险价值链各个环节应用较广，人身险应用比例高于财产险；专用型技术中，财产险应用远超人身险，其区别与二者在保险价值链应用的“产泛寿聚”相关，也是不同险种覆盖风险场景多少的具体体现。

从数字营销渠道（如“远程展业平台”、“视频直播”、“私域流量经营”、“微信小程序”、“自有平台”、“第三方平台”）上看，财产险更偏好微信小程序和第三方平台，人身险的远程展业平台使用比例最高，更偏好私域流量和视频直播。

根据不同保险公司的总资产情况，本报告将保险机构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通过对比发现，大规模保险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普遍高于中小保险公司，在2021年达到了0.242的水平。相对于中等规模保险公司来说，小规模保险公司最近开始发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并于2021年超过了中规模保险公司的平均水平。实际调研发现，大规模保险公司由于实力雄厚，有意愿也有能力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而小规模保险公司为了能够实现弯道超车，近年来也开始加大相关投入。
 

区分保险公司成立时间，本报告观察了机构成立年限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从下图可以发现，从2018到2021年，所有的保险公司均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但成立年限长的保险公司始终高于成立年限短的保险公司，并且成立年限长的保险公司近年来数字化转型的增长速度要高于成立年限短的保险公司。

这一特征说明，传统保险公司一方面更注重历史传承，需要先进经验固化为数字流程，另一方面，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源能够支撑必要的数字化投入，更能在长期的经营中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因此更迫切的追求数字化转型，更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尽快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经营管理时代。
 

王和：的确，按照常规思维，随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风险应当是越来越小，人们的生活应当越来越安全，但事实却是：

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旧的风险解决了，但新的风险又出现了，并在整体上呈现上升、复杂和加剧的趋势，并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安全与稳定形成巨大挑战，其中，固然有客观的因素，但人为和主观因素更值得重视，即这个时代，人类社会更需要“集体理性”，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的“任性”。

但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风险治理已成为基本共识，特别是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共同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也正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

因此，对未来，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更因为，我们没有退路。

柏亮：这种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加强社会风险治理问题？

王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加强社会风险治理，特别是风险的社会分配公平问题，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道共同的历史课题。

正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不仅要关注财富分配，也要关注风险的社会分配，即不仅要做好财富的“增量”管理，更要关注并做好财富的“减量（损失）”管理，因为，如果管理不好“减量”，再多再好的“增量”都可能毁于一旦，前功尽弃。

就现代社会而言，不同财富阶层的风险承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一场大灾，同样的损失，对于“富者”而言，可能是“九牛一毛”，而对于“穷者”而言，就可能是“灭顶之灾”，就可能前功尽弃，因灾返贫。所以，在不同群体之间，调整和平衡风险分配，比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显得更迫切，更重要，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因此，社会需要关注制度性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风险脆弱性问题，以体现和实现“扶危济困”，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体现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在认真总结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将“共同”确定为世界和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即从全球范围看，要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当是一个“大家庭”，同舟共济，和睦相处。从国内视角看，要坚持“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讲效率，更要注重公平与正义。

同时，无论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从“共同富裕”的视角看，构建一个“风险共同体”是基础和保障，这种“风险共同体”有别于社会公益和慈善概念，是一种社会化、市场化和制度化的安排，而现代社会的保险制度就是这种“风险共同体”的具体形态和实现。

现代社会，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更要注重发挥现代保险制度的作用，通过保险，这一社会化的风险损失管理机制，强化互助共济，巩固共同富裕成果，在一个更高层次体现社会公平。

柏亮：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导致风险社会的三个根本原因，有两个与数字化相关：一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二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和网络的迅猛扩张。近年来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当前社会有哪些新特征？

王和：贝克认为，导致现代风险社会的根本原因有三：

一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技术统治和安全保障危机；

二是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管理的失败，造成了集体的有组织不负责任；

三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和网络的迅猛扩张，产生了全球风险意识。在这些原因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对称，给风险管理带来全新的可能，从总体上给社会带来进步和发展。

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两个方面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属于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不同人群中，科技赋能是不均衡的，会造成基于科技能力差异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因此，从总体趋势看，未来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将成为关键词和主旋律，“风险社会”属于不请自来，风险与收益、风险与创新，总是表现为一体两面。因此，管理风险、解决好不确定性，就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就现代社会管理而言，基于社会视角的风险治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因此，全面引入风险社会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并开展创新实践。

王和：“保险型社会”的概念是法国学者佛朗索瓦•埃瓦尔德于1986年提出的，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广义的社会转型。这是西方国家在将风险和安全问题提升到公共生活核心后，从社会意识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视角出发，进而推动重新调整社会组织构成和目标的广义社会转型。

埃瓦尔德认为，随着保险的普及化，保险以经济契约关系重组社会间人与人原本较为孤立的相互关系，因而预示着社会联结本质发生根本性转变。当保险型社会的保障功能无形、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时，人们就开始将它视作社会生活的基础，并最终成为新形态社会中社会正义的重要基石。

埃瓦尔德认为，在保险型社会中，事物是从风险概念角度被理解的，绝大多数事物以货币衡量价值，并且通过对事件概率的计算，对风险种类的细分，世界成为数学化和分类化的世界。保险型社会的结构对个体基本不造成影响，因为保险精算是以人群总体为目标对象的，并不以个体为目标。

另外，过去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家庭、教会或工会高度依赖于道德，而保险型社会则以经济制度，而非道德规范为基础，相比过去的组织更少地依赖于道德。

就现代社会而言，尤其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埃瓦尔德的保险型社会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埃瓦尔德的核心观点是，保险构成现代社会的真正核心。他认为，当保险从一种经济现象延伸为一种社会范畴，当社会契约成为一种类似保险合同的关系，保险处于现代社会的核心时，社会就迈进现代社会。

面向未来，保险型社会理论仍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因为，埃瓦尔德提出的只是一个设想、概念和理论，作为一种大规模社会实践，其系统性和可行性仍面临诸多问题、困难和挑战，需要在完善理论的基础上赋予时代内涵的创新与发展。

从本质上看，我国社会制度与保险型社会理论具有“基因相似性”，这是我国开展保险型社会探索与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从路径上看，应当将保险型社会理论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框架，将保险嵌入治理体系，特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中，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治理模式和效率，实现从事后解决向事前安排的过渡，政府从直接提供服务到间接保障功能的根本性转变，在稳定和提高民众预期的同时提高行政绩效。

柏亮：您还写道，“保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韧性的制度安排”，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韧性社会”的概念逐步受到重视，即社会如何从巨大的冲击中恢复正常。在新冠后的社会重建中，保险的角色是什么？

王和：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对于风险是采用“对立思维”，即更多是强调如何抵御风险，防止损失，通过各种手段，降低，乃至消灭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殊不知，这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福祉，而即使这样，仍不能确保“消灭”风险和“消除”风险损失。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接受了“韧性社会”的管理理念，即在一定和可控的范围内，接受风险的存在和可能导致的损失，通过保险制度来分散风险损失，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韧性”安排，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人们渐渐意识到要完全消灭“新冠疫情”是不可能的，或者说社会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可能得不偿失，因此，就需要导入韧性社会和韧性管理的理念，以一种“弹性”的状态，与病毒长期共存，而保险就是这种“弹性”的体现和实现。同时，保险不是被动地体现“弹性”，而是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提升全社会的风险韧性，助力社会重建。

柏亮：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所趋，您认为保险发展的大势是“融入与融合”，那么，进一步“融入与融合”的路径将是怎样的？

王和：从本质上看，保险是基于“大数法则”的，因此，其数字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在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时代，保险，可谓是“如虎添翼”和“大有可为”。

面对这个时代，保险业要回归“数”的基础属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对当前和未来的一个时期的发展形势做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思考，审时度势，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清晰路径，确保能够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在实现科技创新和服务小康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宏观维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和经济全面和深刻转型，尤其是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社会管理制度安排，将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这种发展机遇和空间只是一种可能，也并不是非保险莫属。因此，全面提升能力，尤其是创新发展的能力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以更大的胸怀和视野，提高认识和站位，跳出传统保险思维定式的局限，将保险融入时代发展的大局中，以更大的能力，谋求更大的作为空间，在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从中观维度看，这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大势。不同于以往，这个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特点是基础性、本质性和迭代性。因此，科技发展产生的能量不仅体现在“量变”层面，更体现在“质变”层面，推动了从量变到质变、从改变到变革、从变革到颠覆的演进。

从微观维度看，保险的范围和边界正面临着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挑战。科技发展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科技为保险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迭代的可能，实现从传统的信息技术向保险科技的转变乃至迭代，这不仅是能力的提升与进步，更是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

二是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也给许多保险业之外的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参与保险业的发展以可能和机会。有的科技企业扮演技术供应商和合作者的角色，已成为传统保险公司科技创新的同盟军；但有的科技企业则是扮演挑战者和逆袭者的角色，成为传统保险公司的竞争对手。但科技改变传统保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挑战了传统保险的效率和公平，更挑战了传统保险商业模式的合理性。

面向未来，三个维度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即社会发展与变革为保险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外部机遇和舞台，科技进步与发展为保险提高效率、创造价值、更好地融入和服务社会发展与变革提供了可能，但最基础和关键的是保险业自身的定位，核心是“跳出保险看保险”，以一个更高的站位和更广的视角看保险功能与作用，将保险全面融合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

柏亮：您强调科技进步对保险带来的根本变化是对不确定性、风险、风险管理的重新定义，您觉得今天的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将如何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进行重新定义？

王和：从科技进步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改变了认知科学，也包括风险认知，而风险认知是保险的基础，因此，保险理论也面临着基础环境变化带来“与时俱进”的任务与挑战，需要在把握根本和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反思并重构。首先，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科技赋能，即科技进步，将全面提升了人类的能力，不仅改变了对时空认知与利用的能力，更改变了对风险认知与管理的能力，继而改变了传统保险理论的基础与环境。

具体就风险管理和保险而言，科技发展与进步可归结为三大能力的提升，即更加透彻的感知、更加全面的互联互通、更加深入的智能化。这三大能力的提升，将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保险理论的基础和根本，包括风险、预测、集合和信用等。

一是更加透彻的感知。有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即危险往往是基于人们对风险缺乏认知，即无知。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风险认知技术，包括保险精算的基础与环境，大幅度提升人们的风险认知能力，并重新定义“不确定性”，使人类逐步从预测走到预知和认知。二是更加全面的互联互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不仅从根本上改变风险信息采集的效率，也能够大幅度提高保险集合的效率，更创造无限的可能，如碎片化、场景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创新，更使保险从“被集合”走向“自集合”和“自分散”。

三是更加深入的智能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风险，特别是“可保风险”的概念和范围，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技术、新可能和新思路。同时，区块链技术打造的“自然信任”模式，将重构保险的信用环境，不仅能提高效率，更能体现公平。此外，在信用重构背景下，保险将实现从“前信任”向“后信任”模式的进化，并迎来相互保险的2.0时代。

其次，是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范围赋能，即在社会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将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责，通过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由保险承接并完成，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的总效率。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安排，在政府的行政改革中，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管理领域，能够发挥更好和更大的作用。同时，政府应当将保险纳入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保险的范围和功能被扩大，需要重新定义保险的性质、职能与作用。

科技重构保险理论的问题，需要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去思考，思考那些更根本和更基础的问题。特别是在科技发展与创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科技与保险理论，正互相推动着向前发展。一方面，科技将重新定义、丰富和重构保险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保险理论将为保险创新，特别是基于科技的商业模式创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科技进步的背景下，需要一部新的《保险学》，其最大特点是科技赋能、制度创新与理论迭代，继而实现保险从“更制度”走向“更技术”，为保险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柏亮：保险的社会风险逻辑正在由存量管理向减量管理过渡，然而，数字经济正在带来新型的风险，如何对这些“增量风险”进行“减量管理”？

王和：从传统的保险经营理论是基于简单地应用大数法则，通过保险的方式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并在被保险人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这种经营模式的特点是基于价值转移的再分配管理，是一种基于静态、存量，或者等量的管理。

面向未来，这种模式将面临挑战。解决之路是基于价值创造的动态、减量和分享式的管理。减量管理理论是对传统保险经营理论的进化，核心是在价值创造理念的主导下，改变传统保险的静态和等量思维模式，在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利用保险“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地位和力量，发挥保险风险管理的专业优势，积极主动地干预并改善风险暴露情况，特别是基础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社会风险总暴露的降低，不仅使社会风险总损失减少，更将减量管理的经济成果惠及被保险人和保险行业。

面向未来，保险行业要实现从等量到减量的转变，就必须基于价值创造的视角，必须确立并优化行业在相关产业链中的中枢地位，站在战略的高度，以被保险人利益代理人的身份，集合并重新整合被保险人的利益，采用前向和后向思维、价值链和价值生态圈思维。

通过发挥保险专业化风险管理的作用，发挥保险的正外部性特征，从而对社会风险实现基于主动管理的再造，在推动相关产业效率提升的同时，实现风险暴露的降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维护被保险人和社会利益，另一方面促进和成就自身的发展。

面向未来，保险业，特别是人身险，应遵循“减量管理”思维，引入“生命资产负债表”理念，不仅要关注生命的“资产”，也要关注生命的“负债”，尤其是生命的“或有负债”。通过科技创新，引导客户改善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

这样不仅能够使保险业走出简单的“拼收益率”的误区，还能够探索“大财富管理”的全新发展模式。要向客户传导生命管理“减就是加”的理念，即对“生命资产负债表”管理而言，资产管理固然重要，但负债管理更重要，降低了“负债”，就等于增加了“资产”。

通过全面导入并实践“减量管理”，全面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效率，彰显保险行业的价值创造和人文关怀，走出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

在实现“减量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关注两个层面：

一是“附加保费”层面，关注行业内部运营管理成本，通过科技创新，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结构性降低运营成本，特别是营销和理赔成本；

二是“风险保费”层面，关注行业外部，通过科技创新，更好地发挥保险的“正外部性”作用，强化事前和过程的风险防控，实现价值创造，做好“减法”，全面降低社会存量风险暴露，不断提升社会风险管理的效率。

柏亮：数字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时空，重新定义了风险和风险管理，那么如何重新定义保险？

王和：从保险，乃至人类所有的活动均是在“时”和“空”的背景（参照系）下展开的，互联网的本质是联系，这种联系突破了“时”和“空”的传统局限，继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认识和利用。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大鸿沟是可能与效率，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在于给了跨越“鸿沟”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进而推动社会的“指数”和“代际”进化。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出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特别是智能终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这种联系的内涵和可能极大丰富，继而延伸出巨大的应用和想象空间。

就保险而言，时空无疑是最重要的经营环境和背景，经营的两个关键因素——“集合”与“风险”均与时空密切相关。因此，当时空被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重新定义时，无疑也将重新定义保险经营的基础和环境。“集合”不再是物理和有形的集合，也不是被动的集合，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主动和自主的集合。

风险的本质是信息不对称，未来将迎来信息实时和全面对称的时代，风险和风险管理将被重新定义。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敏锐和系统的认识和思考，更重要的是观念与行动的与时俱进。
首先，互联网在实现“大数集合”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改变了传统的“线下”模式，利用互联网的“线上”能力，大幅度降低集合的成本，提高效率。

其次，就传统保险而言，由于受到能力的限制，许多社会需求无法满足，或满足的成本太高。互联网能够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个性化、碎片化和场景化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互联网在改变时空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大量从不可能到可能、从低效率到高效率、从高成本到接近于零成本，并构建出许多应用场景，这些应用场景蕴含无限的商业机会。

此外，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特别是物联网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将带来全新的风险。

一是多维度和全环节的脆弱性和威胁暴露，导致极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并且风险管理难度很大。

二是损失类型的多维度，不仅有有形财产的损失，更有无形资产的损失，并且难以评估和控制。

三是影响范围广和程度深，广泛联通、实时在线和相互依赖，导致风险极易传染并放大。

四是传统风险处理方式失灵，互联网，尤其是物联网挑战传统的信息技术安全理论、理念和技术。

五是责任划分难度大，不同智能化设备联系在一起，客观上导致很难确定责任主体和划分责任。

柏亮：保险业从前信任模式回归后信任模式，从前定价模式走向后定价、动态定价模式，其技术基础和商业模式的接受度如何？是否存在监管障碍？

王和：信任是保险（互助）存在的基础。最初的人类社会互助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基础上，如部落、公社、家庭和城邦，这种互助模式具有天然的信任基础，不仅有人与人的关系保证，更有组织约束的存在。但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构建保险（互助）就面临着信任及其刚性约束问题。

从保险（互助）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信任可以分为“前信任”与“后信任”两种。传统的互助是采用“后信任”模式，即每一个参与互助的成员无须事先支付保费，只是通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承诺事后参与损失分摊。商业保险制度则是采用“前信任”模式，即投保人需通过事前签订保险合同并支付保费的方式，构成对互助分摊的承诺，从而获得参与互助的资格以及自身的损失补偿的确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保险制度采用“前信任”模式，目的是确保作为射幸合同履行的刚性。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效率问题，即制度的运行成本较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给了人们反思和提升效率以机会，即区块链给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后信任”体系以可能。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将迎来相互保险2.0时代。

王和：平台是基于平面的思维，而生态圈则是更加立体的思维。生态圈以及生态链、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原本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生物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概念。在自然界中，经过长期的进化，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形成一种基于共生逻辑的依存与发展关系，继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并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仿生学的视角看，自然界的生态圈现象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经济和商业具有很强的示范与借鉴意义。一直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看到和学到的更多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因此，更多是基于竞争和对立的思维，于是出现了“红海”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思维对人类社会而言是有限理性的。生态圈的核心价值在于“和合共生”，在于理解并构建“命运共同体”，理解了共生理论，就能够体会：心中有“蓝海”，处处是“蓝海”。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人类社会需要一种和合共生的智慧，通过一种互为条件和营养的模式，实现合作共赢、共生共长的发展模式，这既是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所在。与自然界相似，生态圈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自然界的这种进化属于一种“无意识”的过程，而人类社会的进化则需要一种自主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智慧”。

面向未来，保险业应全面导入生态圈思维模式。因为，生态圈是未来社会和经济存在的一种主要形态。具体而言，保险业应高度关注养老生态圈、大健康生态圈、汽车消费生态圈等。同时，保险业面临的选择是：打造生态圈，或是融入生态圈。从保险业的服务属性看，更多的应对是融入。但融入意味着是别人的“主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凭什么”存在，或者说如何不被取代。按照既有的思维是没有出路的，保险需要摒弃传统思维，回到“出发点”，重新思考保险存在的价值与方式。

面向未来，保险业更需要解决的是“保险生态圈”问题，从本质上看，保险是一个“风险（利益）共同体”，因此，合则共、共则生。这是保险的基本逻辑，对社会而言是如此，对于行业而言更是如此。中国保险业，要打造并融入外部的生态圈，首先要理解并营造内部的生态圈。打造保险生态圈，关键是觉悟，不仅是对“和合共生”的理解、对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对保险本源、逻辑、责任与使命的觉悟。

柏亮：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自保险”的概念，在区块链和元宇宙发展的大背景下，是否为自保险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条件和可实现性？
 

王和：“自保险”是指个人和组织独立自主地开展互助活动，而不再依赖保险市场和保险公司，它既有“自保”的概念，更有“互保”的概念。从个体的角度看，保险的本质是基于风险融资的互助，这种互助体现为“他助”和“自助”两种形式，或者说有两个主要形式和范围。

通常认为，传统的寿险属于基于时间维度的“自助”范畴，以养老保险最为典型，体现为“积蓄基金”的功能。传统的财险属于基于空间维度的“他助”范畴，体现为“损失分散”的功能。一直以来，互助，尤其是“他助”，个体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实现的，或实现的成本很高。

因此，商业保险、保险市场和保险组织应运而生。但在科技赋能的条件下，给了人们重新思考和实现互助的机会和可能。“自保险”则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自保险”的基本逻辑有两个。

一是互助的“去中介”，即在科技，特别是区块链技术赋能的背景下，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情况和风险偏好，通过新技术与志同道合者结合成为一种互助组织。这种组织的重要基础是基于区块链建立的刚性信任。同时，利用智能合约技术，能够实现互助资金的管理和结算。

二是消费者的“生产者化”，即金融消费者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利用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手段，实现身份的转变，参与甚至组织金融活动，一方面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另一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个性化的需求。

“自保险”的重要基础是科技。首先，互联网是前提，是联系、集合和交互的基础条件；其次，区块链是构建信任的基础，这种信任是基于算法的刚性信任，形成一种自我约束和刚性保证的环境；最后，智能合约是自动和高效地实施和执行的保障，并构建“机器保险公司”的概念。

从部署的视角看，发展的初期可以考虑利用公共云计算资源，构建一个虚拟的“机器保险公司”或“清算平台”。未来在移动终端深度智能化和分布式技术普及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分布式+人工智能+智能合约”的模式。

面向未来，可能迎来“自保险”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诉求和特征是自主、平等、公平、透明和高效。从本质上看，“自保险”将推动保险从一种更制度的平台经营模式，走向一种更技术的平台经营模式，继而推动保险业从传统的依靠“价差”获得盈利的商业模式，走向依靠技术和服务创新并创造价值的商业模式。

从总的发展路径看，初期将表现为在传统商业保险模式上的定制化变革，即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更多地体现“以客户为中心”。之后保险公司将逐步地从提供保险产品过渡到提供托管服务，经营主体也将逐步过渡为被保险人，保险公司的盈利模式也从一种“价差”模式走向“服务收费”模式。最终在数字化社会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迎来一个“虚拟+机器保险公司”时代。

随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文件的发布，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迈入了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迎来了历史机遇。同时，从评价结果看，我国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诸多挑战。

在国家战略的指引支持下，在监管部门的规则辅导下，保险机构立足风险防范与保障功能、借力数字化转型，践行市场化、产业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数字化的历史转折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4.1.1国家战略支持保险机构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

2023年2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数字化在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的同时，必将给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带来机遇和挑战。除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外，各级政府机关也对保险机构推动数字化转型给出了纲领性的意见和建议；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不断支持保险机构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数字生态体系将日渐完善，社会生产和生活将日趋数字化，进而为保险机构的全面数字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将迎来加速期。

“十四五”规划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十四五”规划把坚持创新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监管政策频发利好数字化转型。近年来，保险市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保险业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基调下，银保监会不断出台政策鼓励保险公司通过科技创新手段提高保险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保险行业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是保险机构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从本报告对保险机构数字化水平的测算来看，当前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持续推进，历年来始终处于上升趋势。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保险机构发展的主要动力。分经营性质来看，不同机构近年来均持续表现出数字化水平上升的趋势，体现了在国家战略支持下，保险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构建实现数字化跨越发展增长路径的重要实践战略。

“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稳步推进，为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统称“ABCDI”数字技术）是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基础。“ABCDI”数字技术创新可为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学界通常用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表征技术创新水平。零壹智库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ABCDI”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分别为58463件和9533件，2021年分别增长至86352件和37690件，年复合增长率达10.24%和41.00%。“ABCDI”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为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技术基础。

结合本报告对保险机构数字化水平的定量测算来看，当前保险机构数字化水平不仅与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还与总部所在地城市的经济水平和数字能力密切相关。可以预见，随着外部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必将持续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保险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遇到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巨大的问题，导致其数字化转型进程受限。而外部环境的持续发展，也将缓解保险机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的困难，进一步促进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目标实现。

在政府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助推下，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必将持续推进。在未来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差异化竞争将是决定保险机构在这场技术升级机会中抢占先机、实现盈利的关键一环。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业务实践均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使保险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增加保险机构差异化竞争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保险机构通过深耕自身数字技术、不断迭代超越，与其他机构之间形成细分领域的竞争，在促进自身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平台化、生态化重塑产业格局。随着保险科技的渗透由点到面、逐渐深入，部分保险机构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通保险科技上下游渠道，形成“保险+”的大生态圈，通过不同场景下的互联实现产业链的改造升级。

在人身险领域，随着外部环境和需求侧的发展变动形成几大趋势。人口老龄化激发保险与健康生态、养老生态深度融合；不同客户群体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保险需求呈现差异化特征，助推人身险公司拓展普惠型、专属型细分市场；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化催生健康管理的新场景新应用。

事实上，本报告的定量测算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前，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所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比如，寿险公司更关注对数字化进程中合规与安全保障的要求；而集团公司在自身体量巨大的前提下，更关注从基础设施上提升自身的数字水平；再保险机构相对来说受业务复杂程度限制，发展速度尽管较慢，但仍在努力持续推进、迎头赶上。科技公司由于自身经营性质已占据先机，在不同维度的数字化水平考察中均位居前列。目前，保险机构已然形成了适应自身业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中国保险市场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实现差异化的业务模式竞争指日可待。

事物都有两面性，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同样如此。在面临转型加速期等历史机遇的同时，因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原因，我国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数据合规问题、数字化发展不均衡和所需成本大等挑战。

数据成为数字化时代机构的战略性资源，数据要素成为行业发展新引擎的同时，数据治理顶层设计亟待完善，信息隐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数字化转型需要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例如数据隐私法、网络安全法等，否则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责任和罚款。并且，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包括开发新技术、更新IT系统和保障网络安全等，同时也需要应对各种信息安全风险，如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等。简言之，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新产品、新模式、新服务，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和安全风险，对保险机构的合规要求持续提高。

本报告对保险机构数字化水平分维度的测算发现，当前保险机构对数字化背景下的合规与安全这一维度的关注程度最高。这也侧面说明了，当前我国保险机构经营过程中对法律和监管要求的重视。对于保险这一与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密切相关的行业而言，数字技术应用符合法律和监管规定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银保监会在《指导意见》中就要求，“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防止算法歧视”，“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如何落实《指导意见》的要求，精准应对数字技术应用诱发的安全问题和安全风险，是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

保险公司与保险科技公司合作，“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安全性”是核心考虑要素，也有多家保险机构认为，“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兼容性”会对与保险科技公司的合作形成挑战。

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着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中往往优先满足业务移动化、线上化的迫切需求，缺乏整体规划，导致各部门业务协调性差，数字技术应用“分散化”、“碎片化”，数字化系统模块复用性及拓展性差。这限制了保险机构统筹数字化建设。此外，组织结构也为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挑战。数字化转型需要保险机构改变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同时也需要员工的积极配合和培训，这需要公司领导层的持续重视和大量投入。

实际上，对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分维度的量化测评发现，当前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更多集中于前、中、后台业务的革新，而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对来说较少。结合实践经验来看，许多机构的业务革新也是较为分散的，还没有从机构运营的整体性视角出台一个纲领性的战略，点状的投入难以形成规模，就导致边际收益不如预期。长此以往，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热情和意愿有可能逐渐降低乃至消失。

数字化转型需要保险机构不断变革和创新，否则可能面临被竞争对手抢占市场的风险，同时也需要面对市场变化和风险的挑战。持续变动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成本投入，带来了不同规模的保险机构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大型保险机构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市场规模以及人才储备，中小保险机构则面临着数字化资金紧缺、业务调整成本高、技术方案供应商少以及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不利于中小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以致于中小保险机构普遍处于为“生存”而数字化转型的尴尬状态。

从数据来看，本报告测算发现上市保险公司、成立年限更长和规模更大的保险公司更有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和意愿。并且，普遍来看当前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投入并不高，远低于其他维度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当前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的确受到了数字化转型需要持续成本投入的限制。科技创新需要大量投入，但行业针对新兴产品的风控尚不完善，且需求侧不断变化，创新的价值反馈难以量化，产出效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改善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保险机构积极布局实现差异化转型路径，更需要行业力量统筹发力、做好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

保险科技需要同时掌握底层技术应用和保险业务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当前行业科技型人才需求旺盛，“保险+科技”复合型人才匮乏。

首先是保险业务复杂性对人才培养的挑战，当前只有少数高校开设保险科技课程，相关人才的供给与保险科技发展速度不匹配。其次，传统保险公司在科技人才争夺上的优势与互联网公司比略显不足，造成相关人才缺口较大。除此之外，传统保险公司对内部保险业务人才的培养也相对不足，过度依赖外部技术供应商，无法满足当前行业转型的发展趋势。
 

《陆家嘴》：保险科技是境成资本的主要赛道，在整个金融科技大赛道中，为什么聚焦于保险？

陈永忠：科技是保险业的新动能。早期的保险科技概念狭窄，主要集中在保险的互联网营销和推广环节，而随着新技术不断创新与优化，嵌入行业场景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逐步形成行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更有甚者称之为“保险新基建”或“新保险”，技术迭代与行业发展进一步深度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的保险行业规模世界第二，成长性和发展前景无疑是全球第一，其发展动力必然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变为科技驱动，新动能就是由保险科技带来。

陈永忠：影响保险发展的四个核心技术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因为保险应用场景涉及到人和物的对接，产品对于客户的服务要求以及跨境保险、再保险等产品的要求，这些新技术都能在保险业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更为前沿的技术如生物技术、绿色节能技术、数字人民币等技术都与保险密切相关。

同时保险科技也是解决行业问题的助推器，在保险机构端普遍存在的远离客户需求、用户满意度较低以及保险欺诈率较高等痛点，目前AI应用都是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在投保客户端，同样可以运用人工智能应用到智能客服、身份认证等。

而整个保险行业的产业链包括销售、承保、理赔等，同样也涉及到众多公司，包括To A/B、To C端，以及技术服务提供商、传统保险公司和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等。

《陆家嘴》：保险公司本身也在做科技布局，一些保险公司还成立了科技子公司；很多大型科技公司也在进军保险科技。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怎样的技术生态？这个生态中，创业公司需要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立足？

陈永忠：保险公司，尤其是大型保险公司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主要基于自身业务发展、服务优化或客户综合服务等实际需求，类似于提升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而保险科技更大的意义在于发掘市场需求、重塑产业链，甚至创造新的保险产品形态和生态。

基于此认识，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一定是由多层面、多主体共同完成的，而处于保险合同以外的第三方主体将是行业创新的先锋力量，正所谓“旁观者清”，从市场角度来看也只有第三方能够充分结合供需方的不同条件突破现有行业边界限制实现“破旧立新”。

另外，监管部门也开始更加注重科技应用领域，因此新的生态包括保险公司及其科技子公司、第三方科技公司、监管方等多个主体。创业公司必须具备三方面能力：科技能力、深入行业场景能力、运营能力。

陈永忠：技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是应对新型风险下面的前沿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是要懂保险业务和科技的团队利用科技平台进行快速推进。例如跨境保险能通过技术、服务突破并满足国家监管要求，不仅能带动香港、澳门经济多元化，同时也能带动内地保险行业的繁荣，因此跨境保险方向的布局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对整个行业会产生颠覆性的场景，包括元宇宙生态、大数据、人工智能决策以及反欺诈智能平台等，都是这一赛道未来投资趋势。

陈永忠：我们都能够看到元宇宙在全球最新的应用与发展，并且相信它是一个改变人类未来的新的可能，只是距离形成生态还有一段路程要走。从技术层面来看，元宇宙的应用基于实时在线网络、虚实交互、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孪生等多重技术革新，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可能诞生新的科技行业巨头。

从长期来看，各个行业都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其中的发展，对于基于现实世界且强调数据安全和规避风险的当今保险业而言，虚拟化所需的周期可能会更长一些，但最终结果一定是颠覆性的。

总体来说，任何科技应用革新包含的不只是先进性，还会涉及到监管法律、市场环境甚至道德与伦理等诸多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坚持善用科技的原则，才能真正造福行业与社会。

陈永忠：境成资本注册在横琴，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项目布局是面向全国的。之所以选择横琴是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成长为世界级湾区的潜力和前景，而横琴就是整个湾区最具成长空间的位置。保险科技一定能够在横琴获得更大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跨境保险服务领域。目前跨境保险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会充分发挥横琴的窗口作用，力争从科技和投资角度为跨境服务的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陆家嘴》：你布局的另一个区域是温州。为什么在温州布局保险科技？

陈永忠：今年以来，我们已与温州市政府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中国（温州）保险数字科技园”。保险数字科技园计划依托在保险行业、园区运营和私募基金领域积累的丰富资源和管理经验，未来将面向全国引进优秀的保险科技创新企业入驻温州，对创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运营管理服务、投融资咨询管理服务等，致力于建设保险科技引领的行业生态圈。

温州保险数字科技园的特色是聚焦全球温州人，塑造“全球温州人保险”的新的城市名片。“全球温州人保险”这个品牌号召力在全国范围内将是独一无二的。温州人是一个具备特殊商业基因和符号的群体，其影响力遍布全球各地，而保险数字科技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服务所有温州人，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和普惠的特质，让保险服务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

本报告结合我国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炼刻画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利用机器学习中定量化保险机构年报文本的方法，研发了2018-2021年的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探究了我国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及其特征，分析了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基本结论与未来展望如下。

基于上述指数编制方法和主要数据结果，本报告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5.1.1数字化水平稳步上升，合规与安全是转型之基

中国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水平逐年上升，与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基本一致，凸显了技术赋能业务，保障增量、风险减量、保险为民的初心使命。具体来看，科技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优势突出，紧随其后的是保险集团公司、中介公司和产寿险公司，而再保险机构和保险资管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紧随其后，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水平。从分维度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来看，合规与安全维度的平均水平始终较其他四个维度更高，体现着保险行业对监管部门要求和消费者利益的密切关注。与之相对的是数字化基础设施这一维度的平均水平较低，这说明基础设施所需的成本高、投入大，提升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有赖于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久久为功。

5.1.2机构数字化各有特点，规模和环境是影响变量

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在不同特征分类下展现出不同特征，主要受其业务规模、技术禀赋和所处地域等因素影响。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上升趋势与公司规模、成立年限及是否上市等性质呈现正向关系相关。此外，中资保险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相较外资保险公司更高。并且，这种关系还与机构总部所在地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机构总部所在地的经济实力越强、机构的数字化水平也相应越高。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专业保险公司由于长期耕耘行业细分领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和市场份额，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储备并不突出。

5.1.3不同数字化维度机构分布不同，“差异化”是竞争路径

当前保险机构的数字化水平呈现梯度分布、差异竞争的发展格局。集团公司的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较高，但其前台和中台业务的数字化水平相对而言较低；寿险公司对合规与安全和中台业务的数字化更为关注；中介公司同样更加关注合规与安全业务，但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最低。科技公司的表现最为稳定，体现了科技公司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的先发优势。

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在国家战略的普遍支持下、社会环境持续数字化变革的积极推动下，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将迎来加速期。尤其是，在日益竞争激烈的中国保险市场，布局数字化转型架构、建设数字化转型战略，将是决定保险机构能否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占领先机，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决策。同时，这也是新时代下保险行业响应国家高质量发展号召、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的关键举措。这有利于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数字化水平的全面提升，不仅应当是保险机构为实现自身经营利益最大化所设定的长期目标，还应当是从全行业层面积极引导推动的关键共识。保险机构、保险从业者和保险监督机构应当通力合作，助力保险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真正回归本源，探索增量市场，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5.2.2数字合规与安全是行业数字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底线

合规与安全保障是保险行业持续发展的底线，也是保险机构永恒发展的主题。数字化转型在带来诸多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保险行业需要保持长期稳健发展，帮助每个家庭和个体对抗不可预知风险。面对数字化转型的新挑战，保险机构和行业需要持续加强合规经营机制方面的建设，化解防范公司经营风险，为保险行业树立新时期的良好新形象，推动保险机构健康持续发展。具体来看，保险机构要将数字合规与安全落到实处，积极投入数字合规与安全、建设合规经营机制，同时还要促进员工合规意识的培养；行业监督应以数字技术为支持，将保险监管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开展相关政策宣传并实行监督检查，落实相关监管政策。

5.2.3加大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是保险机构的必然选择

前文分析显示，保险业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正逐年增加，但增速相对滞后。基础设施是保险数字化转型的底座支撑，加强基础设施数字化将成为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着力点。

2022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将“不断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布局”，“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之间有序互联互通，促进服务市场与支持监管并重”。未来，保险业基础设施在立足各自领域、行业基础上，会更强调协调发展，突出数字支撑和数字风控等多方面的整体性、系统性。

5.2.4不同企业应寻求打造差异化数字化转型路径

一是寿险和财险将侧重中台数字化转型。前文分析显示，寿险和财险机构在中台数字化上要落后于前后台数字化，加强数字化转型，打造中台业务一体化是寿险和财险重构核心业务系统的关键。加强中台数字化，打通底层数据，利用创新算法，构建形成“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两个体系，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研发效率、快速响应业务需求、有效沉淀业务数据，以及精准的数字化决策，协同业务部门快速抓住市场机遇。寿险和财险机构数字化进程中要从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转向以客户场景为中心，推动业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二是保险中介数字化发展将显著提速。保险中介亟需加速数字化，向依托场景与流量的新型数字化保险中介平台转型，通过互联网平台切入碎片化场景，搭建场景下的保险渠道，延伸客户触达的同时反哺保险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加强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形式“线上+线下”、“产品+服务”新模式，同时建立数字化中介平台，在开放的生态中通过连接各方合作伙伴，一同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三是保险科技数字化转型将更趋健康科学。科技公司作为保险科技应用的供应商，是保险行业数字化的“助推器”，要进一步提升保险科技的发展活力，政府积极推动并培育保险科技创新与行业应用，同时还要规范保险科技创新沿着数字化、普惠化的方向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探索形成统一协调的保险科技创新评估与辅导机制，助力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化衍生新需求，国内网络安全险战略机遇期来临

在全球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之下，我国网络安全产业正回归高速增长区间。据经济日报报道，新近发布的《中国网络安全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约2000亿元，较2020年增长16.6%，预计2022年产业规模近2200亿元，增速约为13.9%。

1.网络安全保险备案产品200余款：同比增加2倍以上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的《网络安全保险国内外产业发展研究》一文，国内网络安全保险起步于21世纪10年代。2013年起，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等外资险企率先在中国市场上推出了网络安全保险产品。

此后，随着市场需求的逐步增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大型保险公司相继开发并推出网络安全保险产品。

据原银保监会“财产险公司备案产品目录”查询显示，截至2023年3月，我国共有29家保险机构备案了约203款网络安全保险产品。其中，苏黎世财险(中国)、中国太平洋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分别以38款、21款、19款备案产品位列前三。在互联网保险公司中，众安在线备案产品数量为4款，泰康在线为1款。

2022年10月，众安保险发布了“盾山计划”，希望让网络安全保险成为企业数字化的基础能力。众安保险还推出全国首款普惠版网络安全保险，以“保险+科技”为企业保障服务赋能，保障中小微企业“不出险”“少出险”“出小险”。

除了保险公司，网络安全企业也是网络安全保险生态“必备”的一员。以奇安信为例，它是国内最早布局和开拓网络安全保险服务的网络安全企业，早在2017年就开始战略布局这一新兴领域。

2018年，奇安信先后和中国人保、苏黎世财险(中国)签订协议，为后者提供保前评估、保前加固、保中监测、协助定损、电子调查取证及溯源等多项服务。

2019年开始，奇安信加大在网络安全险的投入与推广，并单独成立保险行业团队，陆续与平安产险、太平洋产险、中国人寿财险、中意财险等联合开发保险产品，并作为保险公司核心技术及网络风险研究支撑单位。

2.政策利好：首个网络安全保险规范征求意见出炉，团体标准加速推进2019年工信部《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2021年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征求意见稿）》、2022年《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保险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等构成了网络安全保险政策标准体系。

此外，网安险团体标准也在加速推进中。2022年9月，上海银保监局指导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发布了《网络安全保险服务规范》。2023年2月，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发布了《网络安全保险安全服务技术要求》、《网络安全保险安全服务能力评价指南》两项团体标准，标准自2023年2月20日起实施。

二、网络安全保险发展仍存难点

目前，我国网络安全保险市场还存在很多的痛点与难点。《网络安全保险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网络安全保险仍面临产品供给能力有限、较难满足多样化投保需求、发展共识尚未形成、跨行业领域认知壁垒较难突破、行业需求亟待释放、网络安全保险生态待营造等问题。

1.投保需求多样化，险种较少。随着技术进步，网络安全的威胁手段更加频繁、复杂和隐蔽，从网安险供给端来看，目前险种还覆盖不了多样化的投保需求。

2.风险量化能力弱，定价能力不足。目前，网安险费率的确定方法是高度定制化且有待完善成熟。《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保险公司面向不同行业场景的差异化网络安全风险管理需求，开发多元化网络安全保险产品，并且鼓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建立网络安全风险理赔数据库，支撑网络安全风险精准定价。

3.数据有待逐步积累，数据共享机制有待建立。网络安全保险的承保历史短、业务量小，且由于出险理赔行为的滞后性，有价值的代表性理赔数据有待丰富。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通过与网络安全公司、第三方保险科技公司建立数据共享与分析机制，基于网络安全风险基础数据，准确、动态地发现特定行业或者特定时间的威胁，有效缓释网络空间的未知风险。

4.市场认知程度有待提升。网络安全保险的重要性，还未被充分认识到。我国网络安全保险市场起步相对较晚，现阶段仍处于市场培育初期，不少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对这一险种依然持观望态度，企业网络安全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参与承保的机构数量仍有待增加。

5.网络安全保险产业生态亟待建立。网络安全保险，不是一个“被动的赔付保险”，而是与安全服务结合起来的一整套的服务体系。另外，各保险公司在精算定价和产品研发以及再保险的风险分担和成本分摊等方面进行合作，可降低被保险人的网络安全风险，进一步优化网络安全保险生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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