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不可能三角”：中国普惠金融的困境与经验｜31期闭门会
消费金融 零壹智库 · 零壹智库 2018-11-29
“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以尽可能低的利率，同时风险要尽可能低。在调研中，我们感受到中国普惠金融从业者的压力和希望，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但其中又孕育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零壹财经·零壹智库第31期闭门会上，零壹财经创始人柏亮在主持会议时如此“解题”。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会议主题是“普·惠·险——从金融改革看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和新模式不断被用于普惠金融的“试验”，“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
中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最大试验场。巨大的改变、复杂的风险和广泛的争议伴生于这场宏大的试验中。
本次闭门会邀请了相关学者和业界实践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激烈的交锋，提出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中很多有效的探索、也揭示了很多深刻的现实问题。
第一部分 P2P困局引发的思考
闭门会的讨论从P2P借贷行业面临的困境开始。P2P借贷是普惠金融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来的新金融业态，但它的发展并不顺利。
2018年6月份以来，P2P风险事件不断，投资人恐慌、平台流动性危机随之爆发。据零壹数据统计，第三季度的问题平台达239家（局部逾期和暂停运营的，称为“争议平台”，不包含在问题平台统计内），争议平台48家，另有4家平台宣布转型。其中，清盘92家，立案69家，失联及跑路14家。
多重问题交织，导致P2P问题愈加严重
面对P2P发展困局，北京市金融风险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郭华认为，经济在下行过程中积累了一些风险，金融监管加强后，风险会不断暴露出来。所以在实行强监管时，应注意监管带来的风险。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需要解决的金融风险问题，一是政府的地方债问题，这无疑会影响金融发展；二是农商行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三是P2P问题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而在实际中，金融管理部门统计的P2P平台数量和公安部门不一致，公安部门打击的P2P平台中部分并未纳入到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范围，导致公安部门在打击过程中面临四大难题。一是办案人员数量难以满足案件需求，刑事和民事问题交织在一起，法院难以立案，导致债权回收面临问题；二是出现问题后，公安追赃层次难以确定；三是事件涉及到的人员难以控制；四是投资人的钱如何处理。因此，需要考虑纳入整治的P2P平台风险大，还是未纳入整治的平台风险大。
针对上述现状，他认为P2P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转型、如何寻找出路。
他指出，想控制P2P风险，必须把它纳入到整治范围内，整治完成后是否会颁发牌照，政府还需进一步考虑；在法律上，P2P借贷是否适用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仍需进一步研究，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需区别处理。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研究。
“逃废债集团化”是P2P平台“爆雷”的重要原因
除了监管问题、流动性问题及“羊毛党”等问题，北京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思聪认为P2P平台“爆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逃废债集团化”：
一是P2P发展时间短、盲目性强、风控能力相对较弱，仍处于幼稚期，平台难以深入到每个借款企业，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中介。以前“逃废债”的黑锅让借款人背上了，通过最近的排查，发现借款人不一定是真正的“逃废债”者，部分中介往往是真正的“逃废债”者。由于中介的专业性以及对借款群体的黏性和垄断性，平台倒闭后，中介还存在，就会继续收钱，借款人会继续还钱，中介获得收益。以前中介是区域性的，后来发展成跨区域性的，现在变成了“集团化逃废债”。
二是许多倒闭的平台基本上都是被控制资产的中介方搞垮的，平台队伍往往比较年轻，金融风险经验较少，当然也不排除平台和中介合谋的情况。
如何面对资本市场
多家中国P2P借贷平台已经在境外上市，但是整体而言，行情走势并不理想，甚至下跌惨重。资本市场究竟怎么看待P2P借贷或者普惠金融？P2P平台应该如何看待资本市场的表现？
51信用卡副总裁魏建鹏认为，如果希望在资本市场有很好的表现，短期看可能要放低预期，因为整个资本市场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环境和发展方向的判断都还不够明朗。虽然资本市场对中国互金行业充满挑战，但上市对业务发展而言还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他进一步阐释道，上市不仅使公司的资本实力更加雄厚、有利于吸引人才，而且整体业务也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会。上市前，公司信息处于非公开状态，而上市后，成为一个公众公司，所有的信息都是透明的。IPO招股书会有公司详细的业务和财务情况的介绍，上市后公司也需要每半年或每季度一次进行定期报告。投行、外部审计、律师会检查公司披露的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会有助于公司公信力的提高、有助于拓展第三方业务合作。
透过P2P问题看普惠金融发展
北京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黄震认为，P2P借贷发展历程体现了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第一，基于一切金融都要纳入监管，要实施牌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必然需要“持牌”。原来的P2P借贷平台都只能成为助贷机构和辅助机构了，这就产生非常大的问题，持牌机构躺着就可以赚钱，没有动力创新。政策设计一定要理性看待普惠金融由谁来做的问题，小微金融服务让小微机构来做可能更好。
第二，从金融消费者视角来看，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从事金融放贷性活动，融资活动未经批准，就会变成非法融资，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已经没有合格的金融消费者。因此，应该放宽对一些人的限制，使他们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资质和门槛；
第三，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分析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到底是谁？要找到合适的服务对象，优化相应的政策法律。过去的监管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状态。既然是普惠金融，市场和服务机构都在扩容，监管框架也应具有包容性。。
第二部分 普惠金融的“不可能三角”
商业机构难以实现“普”、“惠”、“险”三者间的平衡
面对普惠金融的“不可能三角”，积木盒子CEO谢群以实际业务为例，指出一个商业机构既要做好事，又要保持一定的营利性，需要从量、质和价三个不同的维度来拓展，但一个P2P平台不可能永远找到大量、风险适中的、定价可接受的资产。
他提出，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中，普惠金融指立足于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其中，“机会平等”提高了普惠金融的道德维度，覆盖性、可得性和满意度等都是主要的目标。他认为这一界定强调了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残疾人和老人等特殊群体，设计的初衷非常好，但仍需考虑在实践中能否实现。比如，在贷款过程中，机构一般不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贷款。
另外，一个机构要实现持续性运营，需要遵循一个等式：收益=件数×定价-损失+其他，件数表示“普”、定价表示“惠”、损失表示“险”，在这个条件下，到底选什么样的目标函数，是实现客户尽可能广、还是回报尽可能高、还是风险尽可能小？谢群认为，对于商业机构来说，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普惠金融。
在探讨普惠金融的“不可能三角”问题的同时，业内人士又将话题回归到了对普惠金融概念的理解这一本质问题上。
数字金融不同于普惠金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执行主任刘澄清则从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区别上谈了对普惠金融概念的认识，他指出大部分机构做的是数字金融，而非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应该是包容性成长，用户通过该金融服务改善了生活，提高了收入，否则不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是包含道德的，普惠金融服务了被传统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群体，但是道德维度不应被拔得太高。
普惠金融需降低道德维度
在对普惠金融的理解上，黄震认为普惠金融的道德维度被拔得太高，包容性金融本身是没有道德色彩的，在中国翻译成普惠金融，便赋予了它道德色彩，甚至拔高了道德维度。要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去理解普惠金融，包容性金融不是绝对标准，而是一个动态过程，是阶段性的概念。让更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让更多的机构能够成为金融服务序列的一员，就是包容性金融。
普惠金融主角是新模式下的金融科技公司
易宝支付创始人、CEO唐彬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才开始谈论“普惠金融”的概念。“现在企业生存压力大，普惠金融很难搞，我们的支撑体系还在完善当中，包括征信体系，但是普惠金融又必须搞。传统金融机构在普惠浪潮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合作方，但真正的主角是新模式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这些公司或者有自己的技术沉淀，或者积累了一些消费场景。”
第三部分 求解：经验、路径与环境
科技发展是最重要的
“破解普惠金融发展困境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黄震认为。他指出之所以成立一些小贷公司，就是因为技术创新不够，如果技术门槛降低了，银行可能就可以做了。包括支付，征信等等，都可以通过提高技术能力来降低运营成本，这样普惠金融才能走到正确的路上。因此，用金融科技实现技术的普惠加载金融的普惠，并呼吁监管科技化，使监管框架更加普惠，才能破解普惠金融发展困境。
中国国情与中国模式
从中国国情出发，易宝支付创始人、CEO唐彬指出中美的商业环境非常不一样，很多东西可以借鉴，但是不能东施效颦；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互相促进。
“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不应该是竞争关系，而应是竞合关系”，他还认为，为实现“普”、“惠”、“险”三者间的平衡，机构不应该追求业务的大而全，而应追求小而美，要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要从价值链角度思考问题，要有发展的眼光，从价值链角度慢慢培育这个市场。
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国情，刘澄清提出，在中国，助贷是金融科技伟大的创新，第三方支付的模式也已经很成功了，而且会越来越好。但是P2P的模式还没有找到方向，世界上都没找到最好的模式，如果“钱从公众来”这个模式没有改变，P2P的发展还面临很大的困难。
征信是基础设施，其成就与短板
王思聪提出的跨区域中介导致的“逃废债集团化”现象，将是P2P平台接下来暴露的重大隐患。如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CEO张吉祥说许多中介方在实际业务中主要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模式获客，线下采用拜访同行的模式，线上就是做导流平台，某一个品牌注册用户，一天之内所有的中介平台或者贷款机构都会收到这个客户的信息，这两种模式都会造成多头借贷问题，因为用户还是那些用户，只是倒来倒去。
新颜科技CPO常智超表示，当前在近8000万左右的常借人群中，作为新入局的贷款客户只有10万左右的量级，这样意味着整体客群都处于一个复借状态，如果机构把贷款产品的利率维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只会加速恶化整个客群的质量。
征信服务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设施，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此，一位参会的资深征信专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普惠金融服务的是弱势群体，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主要是新兴机构推动的，一个是P2P机构，一个是支付机构。我理解的‘惠’是做好事，从政府到各个层面都要认识到普惠金融服务群体（小微企业及个人）面临哪些问题，并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
同时，他还指出了我国征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第一，征信工作主要是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央行征信中心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所帮助，但是做得还不够，大量的中小微及民营企业没有获得传统金融支持。目标覆盖金融信用的征信中心和百行征信在初期错位发展是可以的，但长期要允许它们适度竞争，这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第二，传统银行对新兴小金融服务机构在业务实践中形成了歧视，看到中小企业在小贷公司有贷款就不愿考虑支持它，而不是看它的真实信用怎么样。抑制这种无形但客观存在的、不合理的歧视，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出手、有作为。
第三，信用体系建设的范畴和重点是覆盖经济信用，不应该把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及其遵守问题和更底层的社会道德诚信问题纳入与经济信用秩序问题混为一谈。而当我们专注关注经济信用问题时，商务信用不健康的问题就突显了出来：商务信用关系中，一些小微企业被大企业违约甚至搞垮的案例比比皆是。
第四，商务信用信息采集应该更加市场化，现在是全社会特别是有情怀的市场力量来推动更专注于商务信用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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