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大教授齐晔：一位公共政策专家眼中的突发疫情应对 | 袁老师访谈录

资讯零壹财经零壹财经 2020-03-05 阅读：8622

关键词：齐晔 香港绿色金融中心 政府公共政策 黑天鹅事件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对社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近日，香港科大商学院联合零壹智库共同推出《袁老师访谈录》直播访谈栏目，聚焦在科技与商业领域，访谈知名学者和企业家。

本期访谈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话题为“听诊未来，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以访谈和主题分享相结合的形式，带大家深入了解“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领域的新知识。

以下为访谈全文：

part1：初见教授，初识公共政策

袁老师：齐教授，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在您的领导和推动下，香港科大刚刚获得了香港政府公共政策战略研究基金的资助，助力政府建设“香港绿色金融中心”，支持大湾区绿色发展战略。祝贺！

齐教授：谢谢袁老师，我们也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为大湾区的绿色发展和香港金融中心的建立贡献一份力量，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各位校友在这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

袁老师：齐教授，您是公共政策专家，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尤其是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有哪些特别好的经验？

齐教授：我想今天我们面对的疫情，他们经常把它称为“黑天鹅事件”，这是一种概率很小但影响很大的未知事件，它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应该说对待这一类事件，各国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互相借鉴。两天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当中做了两点结论，其中特别的是赞赏了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也对于像类似于新加坡的非常不同的应对方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我们看到其实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应对的效果来讲实际是各有千秋。我觉得钟南山院士有一句话，对于这一类的疫情，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行动落实在“早”字上面，任何的公共政策都是非常可取的。

袁冶：正如您刚才所说，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在面对新冠肺炎的时候我们采取SARS化的特殊政策，有的国家则采取流感化的流行病政策，齐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对比呢？

齐教授：这里边是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点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在很多方面其实跟SARS很像，它的病原体－冠状病毒，跟SARS的相似度非常高，而且它的影响、致病原因、致病机理以及致病严重程度和感染程度方面有很多相似点。

第二点也是非常不幸的相似点，是我们的应对，应该还是晚了半拍。如果说这样的一种疫情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话，应该说应对起来更加主动。SARS当时，其实我们应对的是比较晚了，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其实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后期的应对，都是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的应对，和当初的SARS应对都很像，所以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袁老师：我们这次对于齐教授的访谈，源于您前几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科学研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我想问一下齐教授，您怎么会想到写这个主题的论文？

齐教授：我自己的专业是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对于公共政策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其实是跟我的专业是非常不同，所以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客串。当时刚刚回到香港之后，因为有两周的隔离时间，在这两周当中每天或者说每个小时都在上网关注疫情的发展，我和同事朋友在私下讨论，我们对疫情应对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后来我们想可不可以从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的角度，特别是从香港科技大学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对政府决策做一个分析，来看一看是哪些工作做的好、哪些工作还有不足、接下来在应对疫情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非常粗略的、初步的研究。

part2:访谈嘉宾主题分享：《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

袁老师：看到您这个论文，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刊登到了我们香港科大商学院内地办事处的公众号上，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接下来，请齐教授给我们做一个10分钟的主题分享，我们也来一起学习一下这篇论文的精髓。

齐教授：我做科学研究和教学也有了几十年时间，我这一次因为这个原因写了一篇10万+的文章。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想在疫情的早期，科学研究对于政府的决策到底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在疫情的早期，特别是1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在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及时非常高效的，很遗憾的是它最后没有转化成一个对于决策非常有利的支撑。我们也发现流行病学对这个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由于前两批专家普遍低估了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它的传染性和风险，造成了一个方面是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是滞后了；第二个方面是公众对于疫情的应对缺乏足够的准备。我们特别强调这三批专家，第一批和第二批专家分别是在12月31日和1月8日抵达了武汉，这两批专家他们的判断非常相似，是有限人传人，这个疫情可防可控。到2020年1月18日第三批专家抵达，组长是钟南山院士，才首度公开确认病毒的人传人非常严重。

大家可能就要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专家做出这样一个保守的判断？我们研究当中发现，作为一个理性的专家，在他的判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趋向于保守的决策偏好。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惯性思维，第二个因素是政治顾虑，第三个因素是理性选择。

首先，我们分析的基本前提是：专家是诚实的，不主动说谎；专家是自主的，不被动编造；专家是理性的，能判断得失。在这样的前提下，专家面临全新病原、不确定的疫情走向，在惯性思维的引导下，对未知的黑天鹅事件倾向于做出保守判断，即宁愿犯统计学中的II类错误（疫情严重，判断为不严重），而不愿犯I类错误（实际不严重，判断为严重）。

第二个重点就是政治顾虑。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如果说疫情不严重，但是你说它严重，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恐慌，这种社会恐慌有可能会变成政治的不稳定，就会要承担政治上的一些责任。如果你犯II类错误，承担技术责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三个方面我们也看到疾控中心和相关机构都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写论文，应该说有一些大家的意见是正确的，疾控中心这一类的机构有非常明显的学术化的倾向，和机构专业化的职能设施并不相融，从未来来看是改进的方面。

下面是几条政策建议：

第一条，习主席曾经提到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有11个方面，我们认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该纳入其中，把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到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第二条，对于疾控中心这样一个机构，我们认为它应该赋予行政的职能，至于其中的基础研究职能应该剥离出来。

第三条，我们认为未来新的疾控中心，应该跟国家的应急管理机构，国家应急管理部之间建立联合的工作规划和机制来应对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

第四条，关于直控系统，我们发现现在已经开通了，未来除了原来的功能之外，建议开通公众的报告系统。

第，在卫健委组织的应对专家组当中，除了医学领域的专家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公共政策的一些专家参与到应急管理当中来。

part3：深入对话，问诊未来

袁老师：您怎么评价专家学者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您觉得专家和政府到底谁在甩锅？谁该背锅？

齐教授：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次的科学研究的方面，我们看到了在前期研究非常了不起，特别是在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基因的测序、病原的分离方面，他们做的是非常快也非常准，得到了世界上业内的专家一致的好评。相对来讲，我个人感觉，在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是薄弱了一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疫情的判断造成了一些不准确和保守的地方，但是科学研究转化成政策支撑方面的能力有待大大的提高。

至于说谁在甩锅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决策和判断当中的保守主义。其实说到底，保守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假如说在疫情的前期，专家、地方的疾控部门、地方的政府、国家的卫健委都能够对这个问题更加积极，更加向前一步，考虑全局，考虑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想这个工作会做的更好。也就是为什么习主席的文章当中开宗明义，最开始就讲到了，人民生命的安全和健康其实是党和政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我想这个锅可能大家都有关系，也不一定是甩锅，大家都在找客观的原因，但是主观上也有很多的责任，在事后非常值得总结。

袁老师：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这次疫情，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请您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对社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齐教授：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影响，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已经千位病人因为这次疫情去世，这个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武汉，超出了湖北，甚至于超出了中国。人命关天，这是最大的影响。

第二个大的影响就是对我们的民生，对经济的影响，大家已经看到了每天的生活，看到了股市，看到了对制造业、服务业影响非常大，而且这样一个影响可能不仅仅是近期的，而且是长远的影响。假如说应对不力的话，衍生出来的次生灾害应该值得引起广大的决策者高度的重视。

袁老师：齐教授您是什么时间加入香港科大的？为什么会选择加入香港科大？香港科大是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您的加入，以及公共政策研究院的设立，会给香港科大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元素或意义？

齐教授：我是刚好在一年前加入了香港科大。香港科大这个地方是山清水秀，我们的老师、同学非常的友好，是一个很好的做学问和教学的地方。在几年前，在习主席号召要加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建设，从这次疫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科学研究对于决策支撑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大，到目前来讲相对还是比较薄弱，公共政策研究院希望做成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智库，我们叫科大智库。这个智库我们希望能够对香港、对大湾区、对国家、对“一带一路”发展当中，特别是对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创新这些个领域当中能够予以支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把政府、企业、学界的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些对于在公共部门和类似部门的决策具有支撑作用的支持。

袁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预告当中，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环节，就是今天会给我们的听众一道加餐，我们会请您从”制度分析”和“政策设计”的角度来谈谈“香港绿色金融中心”这个话题。我们看到，绿色金融，是越来越热门的一个话题和领域，从制度分析和政策设计的角度，您参与这个项目，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齐教授：在去年的2月份，国家公布了大湾区发展的规划纲要，在这个规划纲要当中，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就是建立绿色金融中心来支撑大湾区的绿色发展。我们知道香港一直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在近几年绿色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有的绿色金融中心的排名中，香港的排名排到了北上广深这些金融中心的后面。我们就想知道这背后究竟有哪些制度和政策的障碍在里面，我们需要进行哪些变革，能在政策、制度设计上帮助香港发展绿色金融，符合它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好地支撑大湾区绿色发展。

举个例子，现在全世界都在探讨碳排放交易市场，在欧盟、美国加州许多地方也在做碳市场，但是在跨境碳市场方面其实还非常薄弱。我们从香港来看，能不能够以大湾区为基础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碳市场，这里边其实也涉及到有些新的金融产品的设计。香港的绿色金融目前在绿色债券方面做得好，但是在碳期货方面还未打开市场，将来能不能设计出一些新的产品，让整个绿色金融市场更加活跃，来支撑我们整个大湾区乃至于全国的绿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part4：互动问答，寓情于理

袁老师：下面我们在留言区中选取一个问题，来请齐教授回答。有观众朋友在问，保守主义能避免吗？如果不能避免的话？类似治理不力的问题是不是就永远不能被根治？

齐晔：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而且特别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校友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读到一本书叫做《管理困境》，这个书里面其实说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保守主义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可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我们认识到它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纠正。在《管理困境》的书里面提出来的路径就是我们MBA在学的领导力这样一个领域，你如何提高你作为一个领导，提高你的意识，你的个人组织，你个人的魅力，你带领整个组织来突破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突破卸责，或者惰政、懒政，是不可以避免，但是可以纠正。

接下来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我们要给教授来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就用第一意识回答。

齐教授您是哪里人？
齐晔：河北肃宁。

袁冶：您最爱吃什么菜？
齐晔：我喜欢吃北京烤鸭。

袁冶：您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齐晔：我平时打打太极，在科大我最喜欢的就是游泳，科大室外游泳池是我游过最好的游泳池。

袁冶：您知道现在在内地最流行的流行歌是什么？
齐晔：对我来讲难度非常大了，你把我考住了。我想到一个歌，你笑起来真好看，就像花儿一样~

袁冶：那您最喜欢哪个城市？
齐晔：我最喜欢北京。因为在北京花的时间最多，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清水湾了。

袁冶：最后还是想请齐教授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吧，一本是跟您的专业公共政策领域比较相关的，因为我看到很多校友朋友们对这个领域比较有兴趣；另外一本可以是闲书，你自己觉得写的很好，读起来很有意思的。

齐晔：关于公共政策专业的书，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比较老的、90年代的书，是20多年前的书，也是我用的教科书－奥斯特罗姆写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前些年翻译成的中文版，我知道奥斯特罗姆是尔奖获得者，这本书对于像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环境这样一类公共事务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主席说了这一次疫情是对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另外一本闲书呢，我上学期开课有一门课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我们使用了《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是尤瓦尔·赫拉利的，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已经读过了。在疫情期间，我相信如果你要再重新翻一翻，你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因为像这样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实正是说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攻克时艰是多么的重要，我想尤瓦尔·赫拉利的这两本书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看似非常强大，其实非常非常脆弱，我们应该特别珍惜。

主持人总结：

疫情当前，我们各行各业的人都希望能在此时为国家出一份力。在齐教授的引导下，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造成专家决策的保守偏好的因素包括：基于经验主义的惯性思维，恐于承担责任的政治顾虑，出于自我保护的理性选择。那么经过此次疫情，给我们面对重大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决策时的教训就是，要摒弃惯性思维、勇于责任担当、超越个人得失，方能在危机状态中，做出正确判断，服务政府决策，警醒公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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